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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述篆
第一节 印章文字，尚未成为完全之文字。结绳有文字之性质，而未有文字之形体，八卦具文字之形体，而未有文字之应用，其去书契盖尚差一间也。
迨 黄帝史臣 仓颉沮诵变八卦而为书契，著[1]于竹帛，是为吾国文字之初祖。 许慎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说文解字·自叙》案 仓颉造字，见迒而知其为兔，见速而知其为鹿，交错其画，物象在是，文亦在是，然其时六书之谊未备，只限于象形指事，故后人谓仓颉之制文字，亦犹 伏羲之创八卦，一为文字之肇端，一为六书之肇端耳。
如上所述，则知文字之由来，固有其渐，自结绳而至八卦，自八卦而至书契，由胚胎以至成形，其迹甚明。然此亦就其所然言之耳，若欲知其所以然，而求人类所以有文字之故，则不外二因：一，为艺术之冲动，一，为需要之压迫。结绳无论已，八卦始于—--[2]，艺术之冲动也。演而为八，重而为六十四，则需要之压迫矣。书契始于图象，艺术之冲动也，进而为指事会意种种，则需要之压迫矣。大抵艺术不求用，而常为用之始，需要迫于用，而遂极用之衍，西洋文字，肇源于埃及，犹象形也，及罗马商人以急于用，遂一变而为拼音之字母，虽极其利，然原初之艺术性，则全失矣。中国文字，源于象形艺术，衍为六书，既尽文字之用，而其结体仍不失艺术之价值，虽今世病其艰于流通，然中国一切艺术，无不基于文字，绌于彼，盈于此，庶亦可以无憾乎？
第二节 文字构成之因素
生民之初，人事简陋，故其文字，即仅限于象形指事，已足为用。及后人事渐繁，文字之需要寖迫，遂因象形指事，互为孳乳，于是以声与形相附而为形声，形与形相附而为会意，异其字同其义而为转注，异其义而同其字则为假借，此即所谓六书也。六书既备，则构成文字之因素以广，故至周代以六书掌诸保氏，使教学僮，盖奉为识字之唯一途径矣。六书之名称，及其叙次，汉人所述，凡有三家，其说不一。三家者，班固，（字孟坚，秦人）郑众，（字仲师，开封人）许慎，（字叔重，召陵人）是也。班氏之说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书·艺文志》）郑氏之说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周官·保氏注》）许氏之说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说文解字·自叙》）班郑同首象形，盖本于历史之演进，许为哲家，以始一终亥立说，故首列指事。案：世界文字，起于象形，徒以哲家立说，不得不以指事为首，可谓削足适履者已。至形声先于会意，亦有未然，盖会意两体皆义，形声则其声符，大半无义可寻，此因两体皆义之法穷既穷，不得已乃衍之以声，观今俗书每多形声，即可知其孰宜先后矣。形声，班作象声，郑作谐声，声必傍形，然后成字，故有上形下声，下形上声，左形右声，右形左声等之别。如仅称象声、谐声，实不足以赅制字之因素。指事，班作象事，郑作处事，夫形可象，事不可象，只借某种符号以显其义，自不能目为象事，至处事一名，更不足以阐明符号之作用，故六书之叙次，当从班氏，而其名称，则当以许为宗。六书既备，后人从以寻求文字构成之因素，其归纳之方法，亦各有不同，兹略述其概于下：
一 宋郑樵曰：“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具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别出为指事，谐声、转注，一也，谐声别出为转注，二母为会意，一子一母为谐声，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谐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假借生焉。”（《六书略》）
二 近人顾实曰：“构成六书之原质者，象形、指事二者也，象形，出于图画者也，指事，出于符号者也，会意、转注，则以尽象形之流势，而假借、形声，则以尽指事之流势者也。”（《中国文字学》）
三 顾实又曰：“自宋明以来，言六书者，辄曰六书不外形声，是形声二者，又可为六书之本质也。形居其四，曰：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声居其二，曰：假借、形声。”（《中国文字学》）
四 近人刘师培曰：“中国文化，与埃及同出于亚西，故古代文字，同出一源。象形者，即图解之谓也。指事者，即符号之谓也。形声者，即声音模拟之谓也。”（《周末学术史序》）
兹就右[1]举四说归纳如下：
第一说：有二歧：一，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为构成文字之因素。二，以象形、会意、谐声三者，为构成文字之因素。
第二说：以象形、指事二者，为构成文字之因素。
第三说：以象形、谐声二者，为构成文字之因素。
第四说：以象形、指事、谐声三者，为构成文字之因素。
此四说，自第三说为最长。第三说以形声为本，此仅可谓文字演化方法之分别，不能认为文字构造之因素，盖因素这，必在个体构造之上，自有其分子之独立性，中国文字不同于欧西，形声、转注、假借，虽同属因声互赋，然其声符，本无确定，此与欧西文字，有其固定值拼音字母者，大异，故欲以声为中国文字构造之因素，事实上有所不许。第四说以形、指、声为因素，诚知声素之不得立，则所余亦形、指耳，可以不论。至第一说以形、意、声为因素，声不当立，则余惟形、意，中国文字以形义为本，此说近人持之甚力，实则六书中会意字之构造，无非二形相交，乃以空虚之意义，认为构造之实体，无乃大谬？况如许氏，以哲家立说，其所引会意字，十九望文生义，徒为凿空之谈。如武，从止，从戈，止为足迹，是持戈舞踊，以示武怒之象，而曰止戈为武。仁，为元之变，从二，从人，二即上字。于天则人上为元，于人则人首为元，此象、指合体字耳，人首之元，犹言头脑知觉，遂读为仁义之仁，乃曰二人为仁。不亦穿凿诬妄之甚乎？
就上所论，可知文字构成之因素，当不出乎象形、指事。流势推演之道，以象、指为用，个体结集之方，亦惟象、指是本，虽欲矫异，不可得也。
第三节 篆书之演变
六书既备，而文字代表语言之能事以尽，然以人智日进，社会组织日就繁复，已有之文字，渐感应用不便，不得不因时制宜，有所改进，繁者，则或简之，简者，则或繁之，出入损益，务适其用，于是由古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此为书契文字初期演变之三个阶段。其后嬴秦之定八体，新莽之定六体，仅增其用，未变其体。迨夫汉及以后，隶分真行，以次递兴，形成后期之演变，篆书之用，虽日就减削，然其所存，间有出入二篆者，故亦附论及之。
一 古文
许慎曰：“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自叙》）是古文大抵为史籀以前文字之通称，《晋书·卫恒传》载所作《四体书势》，其叙古文曰：“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三体石经中古文（亦称孔氏古文，亦称壁中书）字形皆丰中锐末，与科斗之头粗尾细者略近。又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王隐曰：“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而张怀瓘书断，则直指古文为仓颉所作。路史注亦曰：“苍帝所制，乃古文虫篆，孔壁古文科斗书，即其体也。”魏略言：“邯郸淳善苍颉虫篆，是矣。”案：古无笔墨，以竹梃点漆，书竹简上，是为书契文。竹硬漆腻，画不能行，头粗尾细，象虾䗫子形，故曰科斗书。是凡漆书竹简，皆成科斗形，不必定为仓颉所作也。
《六书缘起》曰：“三代遗文，多载于钟、鼎、彝、敦、鬲、甗、盉、卣、壶、觚、尊、爵、斝、豆、匜、盘、盂之铭，即岣嵝石鼓比干季札诸碑刻。夏商周初者，古文也。宣王以后这，籀文也。”许氏《说文解字·自叙》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是三代鼎彝文字，凡在周宣王=以前者，皆为古文甚明。然《说文》重文所载之古文，与今所见鼎彝铭文无相同者。陈介祺曰：“《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徵。”（《说文古籀补·叙》）案：许氏言鼎彝铭文，皆自相似，是明言鼎彝文字，别为一体，《叙》末称：“其称《易》孟氏、《书》毛氏、《书》孔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而不及鼎彝文字，是《说文》所载古文，仅限于壁中书，及北平侯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而已，其不能与鼎彝铭文相似，自无足怪，正不必强为之说也。洎夫后世，地不爱宝，逊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之殷墟，（在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者是也。）发现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大异于许书所载之古文及三代鼎彝文字，后人断为殷商时占卜所用，是为古文之最古者。
二 大篆
大篆亦曰籀文，许氏《说文·自叙》，有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之语，后人误以籀为人名，故名之籀文。案：《汉书·艺文志》谓：“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太史下未著籀字。又谓：“《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僮书也。”是仅名其篇曰《史籀》，亦未直指籀为人名也。汉人更称之曰《史篇》。《汉书·王莽传》：“征通《史篇》文字。”《说文解字》“奭”、“姚”、“陶”三字皆引《史篇》云云。段玉裁曰：“许三称《史篇》，皆说《史篇》者之辞。”凡此皆足证籀之非人名。《说文解字·自叙》又曰：“学僮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段玉裁曰：“籀文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太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籀文者九千字，误矣。”王国维曰：“《史篇》字数，张怀瓘《书断》谓籀文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适合，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仓颉》三篇，仅三千九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案：《说文》所列籀文仅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列者，必与篆文同体。今就说文所列古籀文，略举数字，以明其同异之迹。右举“商”、“雷”、“网”等字笔画，籀文繁于古文，而“封”、“西”、“疾”等，则古文繁于籀文，他如“¢血”之作“衇”，“覛”之作“见¢”，笔画虽同，而偏旁易位，此皆许氏所谓古文或异者也。
籀文既起于周宣，则凡宣王以后钟、鼎、彝器所载文字，应皆属之籀文，而王国维氏《<史籀篇>疏证·序》曰：“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是欲见史籀文字，又含秦器莫属矣。秦器之见于世者，最著莫过石鼓文，而后出之秦工敦，亦甚籍籍人口。
三 小篆
小篆一名秦篆，秦丞相上蔡李斯所作。秦始皇廿六年，初并天下，诏同文字，故许氏《说文解字·叙》谓：“七国文字异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因其作于秦时，故亦谓之秦篆。世皆以斯为小篆之祖，而不及赵胡者，亦同仓颉造字，而不及沮诵耳。省者，省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籀书改古文而云或异，则所改尚少，斯等改大篆而云或颇，则所改较多，然颇而曰或，可知并未尽改，既未尽改，则说文本字之下，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字者，其字当同于古籀。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字者，方为斯等所省改之字，其理至明。段注许叙“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下曰：“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于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可谓千古卓识。至小篆本字之下，复列秦石刻字，如：“也”之重文“ㄝ”，“攸”之重文“*”，及别出篆文作某字，或作某字，俗作某字等者，则又为小篆之变体矣。
小篆画皆如筋，以便笔札，故亦称玉筋篆。以创于李斯，故亦称斯篆。世所传者，有泰山、郎邪、之罘、碣石、会稽、峄山六刻石，今仅存泰山残石两片。峄山刻石，掊[1]于魏武，今仅有宋郑文宝重刻南唐徐铉摹本，碣石亦仅清孔昭孔双钩木刻徐摹本，皆已神意两失。至今世所传之诅楚文，则为后人伪作，惟秦权、秦量、诏板，尚存斯篆面目，可资取法耳。
四 八体书
秦始皇帝时，更定书体为八：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大篆 见前，兼收古籀，盖秦有大篆，无古文，避古文之名，而实以大篆该之也。
小篆 见前。
刻符 刻于符节之书，别成一体，刻所书敕命于符节，付使传行，两相符合而不差，本周制六节之一，秦承用之。
虫书 以书幡信。秦“永受嘉福”当，及汉鸟虫书印皆是。
摹印 施于玺印。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寡而刻之。李斯摹写始皇碑叙，亦用此体。
署书 所以题宫阙，犹今之榜书也。或谓署书为署名签押之书，秦以前用亚形，亚与押字通，至汉，则多代以画象。（即肖形印）汉后则用为署押印。
殳书 伯氏所职。古者，文记笏，武记殳，因而制之。盖殳体八觚，随势而书，遂以为名。言殳以包一切兵器。汉之刚卯，亦殳书类也。
隶书 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又名佐书。与汉器款识篆文相类，非今所传有挑法之隶也。
综兹八体，虽皆为秦世所通行，要仍以大小二篆为主，自刻符以下，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六技”，皆不离二篆，而各自加诡变，遂呈不同之面目，故以“六技”称之。王国维曰：“大篆、小篆、虫书、隶书者，以言乎其体也，刻符、摹印、署书、殳书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书不可考，而新郪、阳陵二虎符，字在大小篆之间，相邦吕不韦戈、秦公私诸玺文字，皆同小篆。至刻符、摹印、殳书，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体言，犹周官太师之六诗，赋、比、兴、风、雅、颂相错综，保氏之六书，指事、象形诸字，皆足以供转注、假借之用也。”其说发前人所未发，可谓不磨之论。
五 六体书
秦社既屋，萧何入咸阳，收其图籍，汉初制作，大半出何手，当时书体，仍法秦制，观其所草《尉律》“郡县之吏，试以八体，乃得为尚书令、史”可证。迨王莽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制为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左古佐字）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其不言大篆者，则亦以古文该之也。秦之刻符，别成一体，至新莽用篆，则并入篆书矣。缪篆，即秦八体制摹印，故一名摹印篆。颜师古曰：“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段玉裁曰：“缪，读如绸缪之缪。”篆圆而印方，以圆字入方印，加以诸字团聚，疏密互异，故稍变，小篆之形体，使之平直方正，变篆之形式，而不变篆之义法，近隶之结体，而不用隶之挑磔，缪篆之义，尽于此矣。
（图注含篆书，且文字通俗无疑难，故从略。）
六 汉代及以后之篆书
汉兴以后，地广事繁，文利省便，隶分遂代篆书而兴，由是篆法渐就式微，堪供考索者，亦甚仅矣。西汉篆文碑刻，仅群臣上酬刻石，即甘泉山元凤刻石残字数种。新莽篆迹，除居摄二年孔林坟坛石刻二种，及残量一种外，亦不多觏。顾其范金文字，则殊古茂可爱，今世所传泉布等品，类皆瘦劲廉悍，咄咄逼人，而笔势舒展，尤大足为治印之助。东汉篆书，仅嵩山少室开母庙、西岳庙三石阙，及刘君墓表残字等数种，此外惟于汉碑篆额中，尚可得见一二耳。魏晋六朝，隶真并行，篆文碑刻，至为罕见。魏仅正始三体石经，吴仅禅国山天发神谶碑二碑，晋仅安邱长城阳王君神道碑一种，刘蜀六朝，则无闻矣。至如梁萧子云之飞白篆，既无可征，而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真书中羼杂篆势，笔法既乖，六谊尽丧，是尤卑不足道矣。唐代篆书，旧称《乌石山般若台题名》、《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为阳冰四绝。（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今仅存《般若台》及《缙云城隍庙记》。他如李氏《三坟记》、《庚公德政颂》、《谦卦铭》、“黄帝祠宇”四字、“听松”二字、《金石录》载琅邪山新凿泉题字、《考盘余事》载《千字文》，《淳化阁帖》载《田畴[1]篇》（《阁帖》误作李斯书）等皆阳冰所作。汉魏以还，篆书一脉，得以不至坠绝者，阳冰一人之力也。外此尚有袁滋（字德深，汝南人）所书之《痦[2]庼铭》、《轩辕皇帝铸鼎铭》、及季康所书之《痦[3]溪铭》、元结（字次山，汝州人）所书之《阳华严铭》（铭仿三体石经例，正书古文小篆并列），亦与阳冰诸书，同为仅存之唐篆。南唐之际，二徐（铉，字鼎臣，锴，字楚金，广陵人）继起，工虽不逮阳冰，而学则过之。然鼎臣手摹之《峄山碑》，及楚金手书之《说文篆韵谱》，均已不可得见矣。
赵宋篆书存世者，有大宋勃兴碑颂，及汪藻（字彦章，号浮溪，饶州人）所书“华严庙”三字。赵宋一代，工篆者极众，郭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有重修汉高祖庙碑、怀嵩楼记，及三体阴符，今皆不可得见，仅《汗简》一书传世。僧梦英有《说文字原》，及《千字文》，今仅《千文》可见，略具少温神理。余如杨桓（字武子，东鲁人）、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郭安道（保定人）、王寿卿（字鲁翁，陈留人）、李康年（字乐道，江夏人）、杨南仲、章友直（字伯益，建安人）、文勋（字安国）、王洙（字原叔，宋城人）、邵餗（字溪斋，丹阳人）、陈晞、徐竞（字明叔，历阳人）、虞似良（字仲房，余杭人）、张察（字通之，成都人）、魏了翁（字华父，临邛人）诸石刻，今多不存。
金元篆书，惟党怀英（字世杰，冯翊人）所书“杏坛”二字。
明代篆人以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最著。屠长卿论明篆人列李东阳、滕用亨（字用衡，吴人）、程南云（字清轩，南城人）、金湜（字本清，鄞人）、乔宇（字希大，乐平人）、景旸（字伯时，金陵人）、徐霖（字子仁，南京人）、陈淳（字道复，别署白阳山人，长洲人）、王谷祥（字禄之，长洲人）等十人，此数家篆书，散于缣素，时或一见，然多承宋元之弊，终嫌柔媚有余，古秀不足。至赵宦光（字凡夫，太仓人）创为草篆，盖基于《天玺碑》，而少变其体，然其人好立异说，往往颠倒六谊，论者目为篆学罪人。
篆书至清而大盛，篆人辈出，力追古贤，以康熙朝之王澍（字篛林，号虚舟，别署良常山民，金坛人）为最，篆法《谦卦》，一时无对。江声（字叔沄，号艮庭，元和人）篆兼石鼓国山遗意，亦为一代高手。乾隆朝则有洪亮吉（字稚存，阳湖人）、孙星衍（字渊如，又字季逑，阳湖人）、钱坫（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桂馥（字冬卉，号雩门，一字未谷，别署萧然山外史，曲阜人），并以篆籀称雄，而尤以十兰为杰出，常以当涂自刻印曰：“斯翁而后，直至小生。”洪孙两家书，颇难甲乙，惟翦毫作书则同，每遇收处，旋转其笔使圆，用墨不重，间有枯笔，盖囿于梦英，遂有此病。嘉庆朝邓琰（字石如，后更字完伯，别署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以布衣崛起，执书坛牛耳，篆法出入二李，包世臣《艺舟双楫》推为神品第一。钱十兰见山人篆谓：“此非少温不能，世间岂有此人！”其倾倒如此。有清一代篆人，多笃守阳冰，至山人而为之一变。康南海《书镜》曰：“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其后乃有程荃（字蘅衫，怀宁人）、吴熙载（字让之，亦曰攘之，江苏仪征人）能得完白嫡传。赵之谦（字㧑叔，一字孺卿，号益甫，别署悲庵，又曰无闷，浙江会稽人）的其恣媚，而乏古朴之致。陈潮（字东之，泰兴人）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道光间，有黄子高（字叔立，番禺人）篆法峻健，逼近斯相。吴绍基[4]（字子贞，别署蝯叟，道州人）以平原笔法作篆，圆融茂密，别具风格。至清末，乃有杨沂孙（字子兴，号咏春，别署濠叟，常熟人）泗孙兄弟，从猎碣入手，参以钟鼎款识，自谓立劫不磨。吴大澂（字清卿，别署愙斋，吴县人）平整匀净，凝重简练，中年以后，杂参古籀，别辟蹊径。莫友芝（字子偲，号邵亭，别署眲叟，独山人），学少室石阙，丰厚茂密，不以姿致取容，虽器宇少隘，不愧狷者之美。吴芷舲（字毓庭，号诵清，丹徒人）以汉碑额、汉印篆法，参以开母庙、国山、天发神谶诸碑刻，于邓钱二家之外，别立一帜。厥后乃有吴俊（字俊卿，一字昌硕，别署缶翁，又曰苦铁，晚号大聋，安吉人），专攻石鼓，变横为纵，用笔遒劲，气息闳深，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五古文。近惟萧蜕（字中孚，别字退盦、退暗，晚号黯叟，又号本无，常熟人），堪与颉颃，昌硕死，蜕盦遂为近时篆人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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