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介绍萧红二不二?人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流逝的……你窗边革命洪流过去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剥一颗鸡蛋,希望对大家解决编程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开发者们随着小编来一起学习吧!
电影《黄金时代》里讲到了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出逃。不久后,萧红主动选择流产。那个年代,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不止萧红,且避孕手段有限。 (《黄金时代》剧组供图/图)
萧红是一个很有预见性的女作家。她说:我写的东西以后不会有人看,但我的绯闻将一直流传下去。这话居然应验了。看完电影《黄金时代》,有人得出了萧红“二”、“贱”的结论。
“二”和“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词,其观点却并不新鲜。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从1980年到2009年,全国有1778篇萧红研究文章。在专业“萧红学”中,对作家人格的关注也是热点之一。其中有文章认为,萧红是放荡不羁的“坏女人”。
电影把文学圈的话题放大成大众话题。爱思考的人问:为什么萧红一直没有职业?为什么她一生追求自由,却一再依附男人?为什么她写下“成千上万的孩子死去了”,却一再抛弃自己的孩子?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理想状态下,一个抛出的问题,应该像一粒投向湖心的石子,求解的过程会激起圈圈涟漪。遗憾的是,由萧红引发的这些问题,却在出手的一刹那就“扑通”一声垂直掉进水里。好问题应该有深究,有解答。
曹禺和萧红在同一个夏天
萧红初中毕业后,曾短暂在北平女师附中求学。照学历来说,她算高中肄业。这样的学历能帮她谋到什么职业?
据1920年代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学毕业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只有20%左右。想要就业,“则政府机关肥美重要之差缺概都与军政要人有连,绝无容纳学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闲散职位为数无几,幸而得之,亦复枵腹从公,等于坐毙……故每年国内外大学专门毕业学生,除有父兄特别关系者外,欲循正当轨道,以求容纳于社会者,百不得一。若父中学毕业生学生,除一部分进入专门大学者外,更无消纳之处”——1926年,天津《大公报》有感于各级学校的毕业生深造、就业无门,曾发表社评《社会上最大危机》。
这篇社论发表两年后,17岁的萧红以不准上学就去当修女为条件,进入“东省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她的毕业出路几乎是刚进校门就已摆在眼前——嫁人。据季红真撰写的《萧红传》,萧红所在4班,全班四十几人,其中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坐着汽车来上学。两年求学过程中,不断有人出嫁,毕业时只剩下20人。而萧红,上学的机会干脆就是向家人行骗获得的。季红真猜测,行骗的交换条件也许就是跟家里早已为她订下的未婚夫结婚。
除了“没情趣”,起初萧红对她的未婚夫汪恩甲并无特别的恶感。她一度跟他通信、为他织毛衣。汪父去世,她曾以未过门的儿媳身份穿重孝,得到200块钱赏钱。发现汪吸大烟,萧红的态度激变。为退婚,她曾被家人软禁七八个月,痛打责骂,几次出逃,几次流落街头,孤身一人,冻馁慌张,被路边的洋车夫当成暗娼嘲笑:“冻得活像个他妈的小鸡样……”她想过去工厂做工,或者缝穷挣钱,但都没有实现。最后不得不投奔汪恩甲。
汪恩甲是一个谜。季红真认为他和马占山旗下的陆军少将王廷兰有亲戚甚至血缘关系。九一八之后,王廷兰被马占山派往齐齐哈尔,与国联李顿调查团会面,被日本特务抓到殉国。与王廷兰有关的人很可能受到牵连。另一种解释也有道理:汪恩甲是一个新旧交替中的小知识分子。萧红几次出逃被汪家视为伤风败俗。在爱情和家族尊严的撕扯中,汪恩甲选择了就地蒸发,弃萧红于东兴顺旅馆。
1932年夏天,大雨连下27天,哈尔滨泡在了水里。23.8万人受灾(当时哈尔滨人口38万),大雨过后,两万多人丧生。
萧红困在哈尔滨大水中的那个夏天,曹禺和友人在山西、内蒙一带旅行,亲见妓女被关在牢笼里,“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来,招徕嫖客。”这件事刺痛22岁的曹禺,“情感上逼得你不写不行”。1936年,曹禺写出《日出》,回应的是鲁迅在1925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以曹禺的经历作参照系,萧红的逃离也许并不像电影表现得那么浪漫——一个文艺女青年披着长发、抽着烟,她推开一扇窗,纵身一跃,跳进一只路过的小船(许鞍华《黄金时代》);她的爱人驾着诺亚方舟前来搭救(霍建起《萧红》)。恰恰相反,萧红出逃是乱世里的仓皇和偶然,是黑色幽默。
1930年代怎么避孕怎么生孩子
把镜头再推远一点。1932年哈尔滨的大水又算什么?历史学者杨奎松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里写道:从1927年到1930年,动用兵力总数达到10万人以上的各种内战有20次左右,从1928年到1934年,各种水旱灾害遍及全国,灾民数千万,全国因饥饿而死的难民将近700万。
所谓乱世,人的生命、阅历都被急剧压缩。当萧红说“成千上万的孩子死了”,那不是假话。一个亲眼见过成片死亡的人,跟我们从纸上阅读乱世的人对生死的判断,会不一样。男人无力承担时代的苦闷抛弃女人,女人生存都成问题。舍弃孩子,这是乱世的残酷真相之一。
爱思考的人会接着问:就算萧红第一次弃子情有可原,第二次呢?既然她并不喜欢孩子,为什么一生再生?
查孙沐寒著《中国计划生育史稿》,1930年2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起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节育指导所“北平妇婴保健会”。从1930年3月到1933年2月,“保健会”每周开诊一次;1933年3月到1935年2月,每周开诊两次。接受节育者以教育、学术界人士居多,其次为行政公务人员,一般民众的比例极小。
在1933年之前,节育方法有两种:子宫帽和子宫塞。子宫帽售价大洋八角,子宫塞价格低廉,但需用市场上买的醋浸泡,而醋的质量不一,避孕效果没有保障。1933年之后,避孕手段进阶为金鸡纳霜和被称作“如意袋”的避孕套。节育指导机构曾商请上海的工厂生产节育用品,但由于避孕药具量小而价高,一般人用不起。
李开周在《蜗居于上海三十年代》中援引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计月报》:1930年第一季度,上海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0.6%。迫于生活成本,全市超过45%的育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可见当时不想要孩子的女性不止萧红,而避孕手段相当有限。
萧红和丁玲在一起,她曾有机会成为“左翼的旗帜”,但最终决定远离政治,“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向上走”和 “安安静静写东西”
历史学者王奇声在《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分析国共两党党员构成说,升学就业无门,“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使他们(青年)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乃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
萧红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成为左翼的旗帜。电影《黄金时代》中,诗人聂绀弩启发深陷感情泥沼的萧红:你是《商市街》和《生死场》的作者,你应该往上走。可是萧红说,我对政治十分外行,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东西。
《黄金时代》里,萧红说她没有朋友,她的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他们都是“萧军党”。也是在这部电影中,鲁迅和二萧第一次见面,谈的主要话题是“左翼”的内斗,有人在左右之间投机。
萧红或许没有鲁迅的洞察力,她对“组织”的逃避近乎本能。你记得她这样描写老家的后花园:“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都不结,一朵花都不开,也没有人去问它……”
人们说萧红天真。这就是她的天真之处:在一个国难当头、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她想迈开天足,按照天性行走。
萧红坐在鲁迅家门口。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无事就要去鲁迅家坐坐。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当历史洪流过去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仅仅剥鸡蛋
那样的萧红被这样的时代误解委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看完《黄金时代》,有些观众不满足:为什么电影里看不到萧红的作品和她的时代?为什么演到文化人的交往都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编剧李樯的表达很漂亮:“人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流逝的……你窗边革命洪流过去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剥一颗鸡蛋。”
在《黄金时代》里,萧红和时代的关系是简单并置的。这无可厚非:一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容量有限;艺术家可以裁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素材,突出一些,淡化一些。
有趣的是,责问创作者为什么把萧红从她的时代中剥离的观众,在解读萧红的时候,第二次脱离历史语境。于是,“二”、“贱”之类的神评出现了。
事实上,理解萧红必须回到她的时代,尽管这样做老套、笨拙。
当我们想把萧红放回她的时代,又会觉得很尴尬。中国的历史是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个人口述史,在大众媒体上流行的同时,在不久之前,还被精英史学界视为末流。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面对的要么是碎片要么是空白。
萧红是幸运的,她身后有七十多本传记。其中用力最深者,收集梳理散见各处的萧红亲友的访谈,极富史料价值。然而,再精细的传记都会留下真空地带,尤其当我们希望在传主的“自历史”之外,在历史长河中为她/他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坐标时。
时代的苦闷加诸一个女子身上是怎样的情形?娜拉们出走之后,都是怎么办的?乱世当中,女人们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感和身体?除了死亡,战争带给中国家庭的离心力有多大?
在历史的亮光照不到的地方。要求人们有历史的同情,实在是强人所难。
好在,历史亮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文学。如果我们选取一个稍微有些纵深的参照系,大概不会得出萧红二或贱的结论。就算我们只盯着萧红的绯闻,我们何妨自问:我们是否走出了萧红式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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