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中国式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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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理解刘震云的。他的文字技巧，他的所谓的“刘氏”幽默，直到《一句顶一万句》面世。

　　有评论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有一点道理，但我宁愿看成是刘震云写给自己的告白。

　　简单说来，《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说一个关于孤独和寻找的故事，这样的主题，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然而，仔细看刘震云过去的作品———《一地鸡毛》，小林认识到，一斤豆腐馊了，原来也是一件大事；《手机》，人在社会中口与心的背叛；我叫刘跃进》，羊吃狼的拧巴”———刘震云一直在有意无意打造自己的创作系统：人与人、人与社会，而到《一句顶一万句》，关注点成了人与人自己，个人与自身的想法。我宁愿认为，这是刘震云自身思想系统的完善过程，而做到这一点，在中国的作家群里，是多么难得。

　　当然，这并不足以支撑起我认为刘震云孤独的理由。我所认为的他的孤独，恰恰是与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幽默”有关。是的，回头再看他的作品，一斤豆腐馊了是一件大事，难道不正是凡俗生活中的常态吗？严守一与费墨在《手机》里的对话，在让大家捧腹之余，谁又能否定它的强烈现实主义倾向？即便是《我叫刘跃进》，借着羊与狼的隐喻，传达出的，不也是生活的某一层面的真相？我们一直认为的幽默，原来却是刘震云对生活近乎写实而带来的幻觉。把生活当成幽默，将真实看成幻觉，我们，何时真正学会过懂得？

　　我们或者一直不曾懂得，刘震云的孤独。

　　前些日子，有评家朱白称，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由废话构筑的肥皂剧，我对《一句顶一万句》的失望，不在于作品有多差，而源自阅读这本书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厌烦：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我实在怀疑此人是否看过《一句顶一万句》，又或者是正如刘震云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怀疑其“知识分子”的那种“俯视”情怀。那位我一向深喜的黄集伟先生，对此评论称，“刘震云代表的那一代小说家，现在看来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轻时的嚣张形式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我以为，他也犯了和朱白同样的毛病，可见“知识分子”一顶帽子，着实误人不浅，评家之语，也实在不可信。

　　刘震云，你还要孤独多少年？

　　“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部书”

　　记者：从《一地鸡毛》算起，到现在，你也写了不少作品了，对于新作《一句顶一万句》，你是怎么看？

　　刘震云：一开始写作是乱枪打鸟，说的是表面的话，表面的话不是说这个句子不生动，可能说的层面的话不深入。从写作来说，乱枪打鸟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可以从几个这样的角度，面对生活的几个不同的角度几个不同的态度，来整体地体会、体味、感受自己跟生活的关系，包括跟文学的关系。我试图这么做过，像“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等。但《一句顶一万句》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是我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以前的写作如果说的“表面的话”多一些，这本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我最真心的朋友。有人说这是我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我认为是中肯的。

　　记者：很多人看到这本书的书名《一句顶一万句》，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你是怎么想到以这句话来做作品的名字，这里面有什么深意么？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或许一些人觉得这句话应该适用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但我把这句话放在小人物身上，它却大放异彩。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譬如讲“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十年后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学来的，每天说的，全是废话。我总想，相对于书的内容，书的名字应该是一块冰掉到水里也就是书的内容里能融化，而不是一块石头，在水里还是石头。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没做好，没找到那一句，还淹没在一万句里头，对不起大家。

　　“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

　　记者：《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因此，主题归结起来，似乎就只有两点，一是孤独；二是因为孤独而产生的寻找。这似乎与之前的《一地鸡毛》不一样，也有别于《我叫刘跃进》里面的“拧巴”状态，算是另外一种转身吗？

　　刘震云：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快乐同样存在于细节和瞬间。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跟这个“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

　　两次的寻找又有些不同，可以说，不变的是寻找，变的是寻找每次都不同。找到的朋友越来越知心，说的话越来越深入。并不是我写《一地鸡毛》的时候不想写《一句顶一万句》，18岁的愣头小伙子和28、38岁的心理不一样。转身有什么好？仅仅是因为你写这本书时和上本书的话题、遇到的人不一样，事和理儿不一样，人物和内容要转身，你的写作就转身了。

　　记者：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体面的生活，可能比忍受孤独更重要。

　　刘震云：我书里有个故事，一个人的一个叔叔养牛，牛死了，他一直不说话，第四天时，他拍我外公的窗户说：我走了。拉开门，一地月光如银水般洒在地上，人没了。找了半个月，所有的水井都打捞了，所有的歪脖树也看了他是流浪去了，他是因为牛死了吗？不是，他是生活褪色了，所以要去更陌生的地方。他和哈姆雷特的孤独有一拼。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去，但我认为生还是死不是问题，如何活得像个人，像自己，更像自己才是问题杨百顺到了陌生的地方，人家问他叫啥，他愣了，他想，寻找“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时候没人叫过我，所以他就顶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

　　★刘氏语录

　　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

　　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十年后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学来的，每天说的，全是废话。

　　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跟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身的关系。在一些有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在人人社会，知心朋友难觅。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区别是，神的嘴是严的，朋友是会变化的。

　　写作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和集上说书、做小买卖的，没有区别。

　　高看别人没什么，高看自己早晚得出尴尬。

　　朋友的意思是危险，知心的话儿是凶险。

　　“寻找和孤独伴随人的一生”

　　记者：《一句顶一万句》有两个有意思的事情。其一是在小说中，在你笔下，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其二是在小说之外，你说中国的农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少不了又要被“知识分子”们攻击。

　　刘震云：老詹虽然是意大利人，当他传教来到中国延津时，很快就变成了延津人。背着手在街上走，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跟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身的关系。在一些有宗教的国度里，除了这三种关系，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生活中多出一个神，而在于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说，因为神无处不在。在人人社会，知心朋友难觅。知心朋友和神最大的区别是，神的嘴是严的，朋友是会变化的。无处吃饭可以乞讨，无处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前面我说过，人们是活在细节当中。人生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他们(农民工)面对世界的态度和方法论，跟媒体说的、主流社会说的、知识分子说的，完全不一样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态度、生活哲学。他们的东西南北和大小多少，跟我们平常主流社会说的是不一样的，跟西方社会是完全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很重视找的过程，这个找的过程有时候是特别的微妙和曲折，他们的人生好多乐趣、痛苦都在这里。

　　我讲过我是知识分子，而且也是同情劳动人民，你是谁啊你同情劳动人民，你不是劳动人民啊？谁不是劳动人民？鲁迅先生是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快有一百年了，没变过，俯视和同情劳动人民，就好像到灾区慰问演出一样，这是知识分子的假仁假义。这些父老乡亲，他们都是低等“身份”，但精神上却都在“高级”流浪和漂泊。

　　“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

　　记者：虽然你自己也在写作，而且作品还不少，按传统的看法，也是肚子有墨水的人，是知识分子。可你好像对知识分子一直不怎么待见，而且，对于写作，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刘震云：我从小没想着自己成为一个作家，写作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和集上说书、做小买卖的，没有区别，所谓“高级”无非是一些“知识分子”高看了自己罢了。高看别人没什么，高看自己早晚得出尴尬。写作并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最想干的是三个职业，第一个是当厨子；第二是在河南我们的戏班子里面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就是像书里的老汪一样，当一个小学教员，在孩子的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我可以一直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如今我外祖母已经去世14年了，说什么也晚了，上北大给我上坏了。

　　记者：既然如此，在创作过程中，写作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刘震云：这么多年我的写作让我意识到，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林，他告诉我家里的一斤豆腐馊了，其实是一件大事。写《手机》时，严守一问我谎话好不好？我说不好。严守一说：你错了，是谎话而不是真理支撑着我们的人生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刘跃进问我世上是狼吃羊还是羊吃狼？我说废话当然是狼吃羊。刘跃进说错了！我在北京长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动物，但羊多，每只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顶一万句》时，杨百顺和牛爱国告诉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险，知心的话儿是凶险说得有道理，我吃这亏吃得特别大。这是创作过程中写作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我是个好作家，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不容易，但我有个优势是可以在书中找知心朋友。书中的知心朋友和现实中的不一样你什么时候去找杨百顺和牛爱国，他们都在那等着你。

　　“写作和影视是两个不同的动物”

　　记者：你之前的几部作品，像《手机》、《我叫刘跃进》都被改成了影视作品，你自己怎么看小说与影视的结合？

　　刘震云：小说被改成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确实有些像良家妇女进了夜总会。但在这之前，我总觉得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就事论事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永远是说不清楚的，是不是事情背后的理更重要？就事论事的事儿，我从来不干。

　　我确实是个老实人，我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但是我接受过别人的教诲。影视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小说并没有艺术形式的高下之分，真正的好电影，我觉得也是大师级的。我从来不认为写作是个多么高贵的职业，影视是个多么低贱的职业，但我知道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动物，一个是要往汴梁去一个是要往长安去，不但人走路的姿势不一样，说话的口音也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同样一块羊肉，你放在汴梁，会做羊肉烩面，放在长安，会做羊肉泡馍，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当这个人由汴梁到长安后，他肯定要有变化，天天吃羊肉泡馍最后，他变成了周朝的口音，这都没有关系。你弄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记者 刘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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