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企开始放弃研发：谁该为企业研究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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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企业一直处于科学技术前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和AT&T贝尔实验室等公司都推动了20世纪的重大进步，引领了集成电路、塑料还有合成纤维等的创新发展，这些创新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而今，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企业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具有创新精神呢？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的教授们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从正式的企业研究向由初创企业和大学驱动的更分散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转变，导致了美国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速的下滑。

马克与福库商学院教授Ashish Arora和Sharon Belenzon讨论了企业研究实验室的消亡、创新在新的生态系统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为什么解决复杂问题（包括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 | 图源：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马克：近几十年来，美国商业上的创新有什么变化?

Ashish Arora：20世纪早期美国工业的研究投资规模小、不均衡，而且集中在大公司上。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美国大学制度的弱点。在当时，美国大学系统的方法是非常实用的——为各州的农民、小制造商和矿工提供了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进入了美国企业研究的黄金时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柯达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都开展了大规模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钟摆开始回落，许多公司开始退出研究，只有少数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微软，它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业务。

如今，企业研究少之又少，除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比如谷歌和Facebook在这两个领域都有重大投资），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生物制药领域。有一些公开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仍在进行投资研究，但是总的来说，美国企业部门在继续退出研究的漫长过程中。

然而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美国大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培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使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并且有着许多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这一方面明确了大学和初创公司之间的分工；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司也可以使用这些发明。但是这个新的生态系统有一些缺口。虽然这种方法在某些地方效果不错，但在某些领域可能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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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口是什么?

Ashish Arora: 我认为我们遇到的麻烦是更复杂的革新，比如寻找新的半导体材料。可能会有一些初创公司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像IBM、英特尔和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不进行重大投资，就很难有太大的突破。一部分原因在于规模，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问题的范围。

例如，我们复杂的气候问题的开发技术解决方案需要硬件、化学、电子设备，更重要的是在实施过程中改变法规。大公司需要不断地应对监管，但对于一个风投支持的初创公司来说，说服国家监管机构改变对设备的监管方式是非常困难的。

Sharon Belenzon: 我和Ashish有异议的地方就是，公司与科学挂钩是否有意义，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Ashish倾向于一种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公司和部门更加专业化，并更契合创新过程中的不同活动。

但我对历史的解读是，唯有那些很早便意识到欲要成功，必须深入理解有关自然现象，从而领先对手一步的公司，才能成为20世纪的赢家。令我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公司仅仅依靠创新体系的其他部分来发展其业务的科学基础，他们可能会失去自身的科学优势，并因此失去主导竞争地位。

美国公司正逐步退出研究，我不认为大学和小公司进行的科学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点。业内领先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技术和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参与研发的机构的多样性是关键。我担心，我们正在失去这种多样性，只为了换取专业化带来的更高效率。

多样性丧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企业又是为什么不再愿意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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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sh Arora: 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现在有许多其他的知识来源，比如大学系统和初创公司；而另一大因素就是研究在公司内部是一种非自然的活动。企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生产并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不是让没有明确可交付成果的活动进行，期限为4至6年，而不是6至18个月。

在企业研究的黄金时期，杜邦公司开发尼龙产品等早期成功案例得到了很多商誉。由于这些早期的成功，企业同意继续注资。但到了某个时候，这种商誉就会消失。

微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微软研究院是一个投资于基础研究的大企业，这是因为比尔·盖茨对它有个人的热情。盖茨之后，史蒂夫·鲍尔默也是这个最初系统的产物，然后他将其发扬光大。但当萨蒂亚•纳德拉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时，微软研究作为一个大型大学式系统终结了，因为他希望微软的研究更专注于将新技术为消费者所用。

这些东西有着自然的生命周期。考虑到企业面临的压力，一个典型的公司很难维持研究活动。AT&T可以投资研究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受监管的垄断企业，其研究是社会交易的一部分，但垄断停止后，AT&T基本就要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实验室。

那么，这些大型企业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实验室，因为他们可以将研发工作外包给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和大学?

Ashish Arora：我们不应该称它为外包，因为外包意味着我给你一份合同，你替我做，但这种感觉也确实存在。

我们也不应该称它为“研发”。研究和开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开发是具有可管理端点的标准活动，研究才是问题所在。研究通常占研发的5%到20%，所以大部分研发都是开发，开发是很“酷”的，在制药公司，开发意味着对任何临床试验进行操作。而研究是指研究蛋白质的形式，或者研究疾病的活性部位是什么，然后这又是如何转化为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的，这就是开发问题。

在您的论文中，您谈到了“技术不确定性”和“商业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以及它是如何影响创新的。您能解释一下吗?

Ashish Arora: 在制药行业中，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它会奏效吗?” “某种分子或疫苗会像预期的那样起作用吗?” 这便主要是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在数字应用程序中，编写应用程序不是问题，而问题在于，“人们会喜欢它吗?”这就主要是商业上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假设是，当只出现上述两种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时，当前的系统仍可运行良好。但如果同时出现两种不确定性，情况就会变得棘手，而当前的劳动分工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在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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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方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您是否认为解决方案同时兼备解决高度的技术和商业不确定性的能力呢？

Sharon Belenzon:在我看来，我们对不同病毒的行为、传播方式、它们如何停止以及它们如何在我们体内相互作用还没有充分的科学解释。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为发展这样的科学理解投入任何资金是合理的，因为这笔投资基本不可能大于我们所遭受的巨大经济和人员损失。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还未进行这项投资？我们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变化，使其更加为盈利能力所主导，这就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我是市场的坚定支持者，但也意识到了市场的不足。对个别企业有利的未必对社会有利——市场通常青睐实用性强的企业。

Ashish Arora: 我同意Sharon的观点，科学是困难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在商业方面。以检测或疫苗为例，谁愿意为检测买单? 很多有风险患病的人不想支付检测费用，但我们希望他们接受检测，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解决这个商业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通过企业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我们通过市场来引导创新的制度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在美国，是军队在长期资助疟疾研究，这很合理，因为我们的士兵会去热带国家，容易患上疟疾。

Sharon Belenzon：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政府是新技术的第一大消费者，特别是在电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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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前的某种情景再现了，中美之间的疫苗竞赛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太空竞赛，但我不认为这已经发生，想想发明一种疫苗所带来的声望以及潜在的拯救生命的成果。

政府以补贴的形式提供了很多支持，但是我们还没有厘清政府资助研究和主动参与市场的下游研究发明之间的区别。只是给你钱让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与让你开展一个你知道受众很广项目是不同的。

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当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购买他们找到的任何东西时，它们便真的可以承担巨大的科学挑战，但市场本身通常不足以激励人们去解决非常不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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