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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咱们是个不讲规矩,善变的民族。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确讲对了一半,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里一直都存在着一个“变”字,它已经是刻到我们骨子里的基因。下面让我带着大家寻找咱们“变”的基因,《易经》号称群经之首;毫不夸张地说《易经》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源,而我们的基因中的“变”正是从这里开始。《易经》又名《周易》,书的名字无论怎么改,都少不了“易”字,这里的“易”是变或更替的意思。《易经》就是变化的经书。《易经》中的64卦,没有哪一卦是有绝对的答案,更没有好卦与坏卦之分;因为所有的卦象都只说明了现在的处境,但卦象中的每一个爻都是有可能产生变化的,伴随而来就是新卦象。即使所处的卦象不利,但随着时间及事件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一个好的迹象。正如这样的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易经》将“变”的思维注入了中华文化,使得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遵守“变”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小到个人行为,大到国家治理。
我们父辈的一代人,时刻教导我们要勤俭节约以备不时之需;常言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其实都是说明了,一切在发生变化,做好防变、备变的准备。中国人爱存钱,正是受这样的思维所影响。在娱乐活动中,咱们中国人也喜欢加上变量;比如,咱们打牌喜欢加上变牌,其中斗地主、炸金花、十三张都有变牌的玩法,麻将也是存在变牌的,我们喜欢称为“万能牌”。
最让人感得神奇和惊讶的是,中国古老的历法也包含“变”的基因。中国的历法,我们称为农历;是中国古人对自然规律总结的智慧结晶,分为阴、阳的两个部分,阴历是围绕着月亮运行的规律制定的历法,阳历则围绕着太阳运行的规律而制定的(阳历就是24节气)。我国的历法是存在一个变量的,这个变量我们称之为“闰”,有闰年、闰月,这是为了弥补历法规定造成的年度天数与地球实际公转周期的时间差而设立的,所以我们的春节并没有固定是新历的几月几号,然而,这个“变量”让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更符合自然的发展规律。
中国人的“变”并不是外国人眼中的善变,而是,中国人为了更接近事实及自然规律的一种做法,正因此,咱们中华民族才能应对所有的挑战,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反观,我们对事实及自然规律敬仰;让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讲信用。
《资治通鉴》里有一个唐太宗与390个死囚的故事。
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圣旨:
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过年,等来年都到京城来一起打包问斩。
于是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该洗温泉洗温泉,该喝花酒喝花酒,欢欢喜喜过大年。
第二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在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全部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领死,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
唐太宗感其诚信,因此将这些死囚全都赦免了。
这个故事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唐朝文明的高度,体现了诚信、包容、强大和契约精神。
首先,偌大一个国家,全国一共才390个死囚,本身就是国强民富,治安良好的表现。
其次,说明了整个国家价值观高度统一,正是因为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自信,所以唐太宗可以从容地把囚犯们放回去,并且没有监控他们返回。
同样因为对价值观的高度认可,所以囚犯们都很讲诚信,纵然是赴死,依然全部按约返回。
这个价值观就是“信”。
“信”是“仁”价值观的基石。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唐太宗曾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他规定,杀一个死囚得向皇帝报告三次,而且实行死刑之日,皇帝不能进酒肉,不能欣赏歌舞。
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影响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
君主英明自律、官员廉洁奉公,百姓安居乐业,这也就不难理解,唐初为何出现政治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了。
贞观初有几年,全国死囚犯还不足百人。
这个犯罪率之低即便放在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毫不逊色。
“变”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自然的挑战,“信”让中华文化得以传承。
“变”是对自然,“信”是对人;“变”与“信”同共存,正如太极阴阳同共存,只有这样才得以长久。
一直到今天,中华民族依然是世界最包容的民族,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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