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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秦始皇父子，反思秦朝的興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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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滅亡歷來總結的重要一條是暴政，但暴政的原因是秦朝在奪取政權以後，並沒有及時調正治國策略，沒有利用懷柔政策，以至官逼民反。已秦始皇為首的秦朝統治階級認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勢，不需要品德，以法治民，不需要以德感化民眾，最後形成暴秦的惡名。
在維護人類社會秩序當中，統治者始終是交替著用兩手：道德和法律，古今如此。在春秋以前，統治者是將道德和法律分開的，造成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也就是對統治階層用道德來規範，而下層的百姓只能用刑法來懲誡。春秋後期，由於奴隸制開始瓦解，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中遇到了時代發展和國家結構之間的矛盾，所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紛紛登場，試圖用自己的理論來解決統治者的仿徨，為統治階級開出各種藥方，所以在那個年代出現了中國少有的百家爭鳴局面。
秦朝由於地處西域，當時中原諸侯對秦國視為夷族，並不入流，而這恰恰給秦國創造了機遇，使他迫切希望吸收外來的文化，並容易接受先進、實用的理論。自商鞅變法，秦國廢除世卿世祿制，這是歷史的進步。商鞅抨擊了提倡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內容的儒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要用鼓勵耕戰為內容的法治代替“先王之教”。秦國也由此得出一套理論和方法，而這又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秦朝在執行法家理論中，在軍隊中有一條軍功爵制度，在前幾篇論述中已經數次提到。顯然，這種制度打破了推薦和世襲制的舊規，他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階層關系，打破了裙帶關系，打破了官僚的鐵飯碗。使能者上，庸者下，在功勞面前人人平等。秦國武將出身的官吏很多，由於受歷史的局限和當時以戰爭為主的經歷，他們往往視殺人為常事，殘暴而缺少為吏經驗。他們到了地方，也是習慣原來的一套管理方式，也就是用軍隊的方式來管理國家，這必然使國內硝煙四起，更何況就是出了幾個好的將領也未必是好的治國人才。最後，統一後的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大軍營。最好的證明是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其直接原因就是秦朝不顧情況的變化，要求地方官員機械的執行有關規定而造成的官逼民反。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短命的王朝，他們的結局有些類似，那就是秦朝和隋朝，在這兩個王朝的身後是漢、唐兩個在歷史上有豐功偉績的王朝。這難道是巧合嗎？非也！這是漢、唐這兩個王朝接受了秦、隋的歷史教訓，少走彎路，才使他成為一個彪炳千秋的王朝，從這個角度說，漢、唐的豐功是建立在秦、隋痛苦的失敗上面的。
漢朝在文、景帝時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歷史學家公認文景時代是吸收了秦朝的暴政的教訓，反其道而行之。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進一步明確提出“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的統治地位，這就形成了漢武帝儒為其外、法為其裏的治國方略。
這從反面印證了秦朝在奪取政權以後，並沒有及時調正治國策略，沒有利用懷柔政策。而暴政是以秦始皇為首的秦國國家機器全體成員的殺手鐧，在奪取政權後戰爭機器始終在和平年代原樣繼續運轉，形成巨大的慣性，這並不是他一人而為，而是法家理論在新的形勢下不知變通的結果。
從外部形勢來看，歷史上還有個習慣勢力，秦始皇力推的郡縣制在當時是有爭議的，一部分人想復辟，一部分人習慣於墨守陳規。就是到了漢朝對郡縣制還是有爭議，終於到了晉朝，又返回到大封諸侯的舊路上去了，造成歷史的倒退，這實際是對自秦朝實行的郡縣制的一種反向檢驗。而此時離秦朝已經280年了，可見習慣勢力力量之巨大。
秦朝作為歷史上第一個郡縣體制的國家，本來立國就異常艱難，秦始皇更是錯誤的估計了局勢，認為武力可以通吃天下，高壓可以使國運永傳萬代，這導致了他又犯了另一個戰略性的錯誤。那就是對全局統籌欠缺，操之過急，而這在隋朝和他犯了同一個毛病。統一本來是人民希望的，戰後人們急需休養生息，但秦始皇為了防止外部的入侵，不顧國力，急匆匆地修長城，修直道，以及為了自己的淫樂修阿房宮。隋朝是修大運河和進攻高麗。秦朝於國力而不顧，前修長城，後修秦陵，最終民憤而國亡。而反觀漢朝，劉邦在國力尚不足以支撐對外戰爭時，對匈奴采取和親的政策，忍辱負重，休養生息，直到武帝時，國家富強，才出兵掃北，報了歷史上屈辱。
現在看來，長城和運河的修建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但問題是修建的時間和當時的國力，操之過急必然使國內的政治、經濟諸方面失去平衡。歷史就是這樣具有諷刺意義，兩個王朝用它那最後的一點氣息留下了長城和大運河，卻引起了中華民族的驕傲。
那秦朝就註定要滅亡嗎？也不是。從歷史上看還是有機會可以延續秦朝的命運。
在秦始皇時代出現過一次要改變以法家為主的國家政策，其代表是呂不韋。《呂氏春秋》名為雜家，實際上儒家成分較重，呂不韋出書的目的也是想影響秦始皇的執政方向，這也是秦始皇同呂不韋分歧的原因之一。呂不韋被殺以後，儒家在秦國一度銷聲匿跡，但在建國後鵲聲又起，最終導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發生。
秦國太子扶蘇實際上是傾向儒家，不贊成暴政。但他當時唯一所能采取的方法應該是沈默，就是要等待，一切要接班以後才能實行，而扶蘇的這套打法已經是秦始皇用過的了，他就是在等待到親政以後，才開始大刀闊斧的執行自己的政策，才對呂不韋下手。扶蘇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他太年輕，太性急，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多次上書諫議，勸阻秦始皇。他認為“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但扶蘇提出的不同意見，觸怒了秦始皇，致使被貶邊疆。此時的秦朝已經錯過進行歷史更正的機會。
至於胡亥，應當說是中國最大的紈絝子弟，富人的紈絝子弟是丟掉家產，胡亥是玩毀了國家。秦朝大臣上朝是要脫鞋子的，胡亥在當公子時有一次上朝，見大臣覲見秦始皇，他在庭外將大臣的鞋子一頓亂踢，從此事完全可以說胡亥是一個無知的頑童。再從趙高在朝廷上指鹿為馬的行為上，反映出胡亥是政治上的低能兒，對政治權術一竅不通。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低能兒坐龍椅的事情，其原因是便於利益集團操縱，成為某些人的工具。而胡亥執政以後殺盡了皇族，殺盡了朝內的不同意見者，他來到世上的意義，似乎就是為了毀滅秦朝，剩下來的就是作為一個反面教員出現，留下一個荒冢，供後來人借鑒。
其實，秦朝的滅亡在秦始皇時代就埋下火種，只是由於秦始皇的個人威信，才沒有在他在世時出現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秦朝建國後就好像一臺高速行駛的汽車，還在用戰時的管理方式進行飛駛，而胡亥上來掌舵，就像上來了一個喝醉酒的司機，只能加速秦朝的滅亡。
劉清源
2008-2-8 於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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