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在《魔鬼经济学》的博客上向读者征集采访纽约大学社会学家道尔顿·康利的问题，他是一个父亲，著有《父母学：你想知道但疲于询问的关于抚养孩子的一切学问》。以下是他对读者提问的有趣回答，包括你是否该留在家里陪孩子以及离婚对 孩子成长的影响等等。
Q 你的“研究”样本量很有限，那为什么它是一项研究而不仅仅是趣闻呢？你怎么证明自己的研究是“科学”，而不是简单地“讲故事”？
A 就像《魔鬼经济学》的作者斯蒂芬·杜布纳和史蒂芬·列维特所写的深入浅出的书一样，我所描述的父母“（不）要在家做的事情”——以奖励为诱饵让孩子做算术题，不教他们怎么读出纸上的单词，让孩子接触污水以建立起自己的免疫系统等等，是想以有趣的方式表述比较严肃的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是以大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和前沿的计量分析为基础的。你是想看一本某个关于离婚的工具变量模型是否违反了排斥性约束的书，还是想听听我疯狂的家人如何养了一屋子的动物以防止小孩儿过敏的故事？这些研究结论可以出现在注释中。好吧，还是别回答这个问题了。
Q 去托儿所的孩子和留在家里的孩子相比，哪些孩子上学后的表现更好？
A 有关“妈咪战争”的作品，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我的看法是其秘诀在于社会阶层。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母亲留在家里陪年幼的孩子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它的效果取决于母亲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越多——而不是将他们送到托儿所去，那么他们的孩子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就越好。但对于受教育较少的母亲来说，她们的孩子上学前班并参加其他有组织的活动时，孩子们的表现会更好。因此美国的“启蒙计划”及其他一些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幼童进入幼儿园的项目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像加拿大这样普及幼儿教育可能就会有负面的效果。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那么在教育你的子女方面，谁能做得比你更好呢？但如果你在教育方面具有弱势，那为什么不把孩子交给可能比你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幼儿园来照料呢？（当然了，如果从在家带孩子没有工资的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1995年，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R·里斯利进行了一项经典但或许有些瑕疵的研究，他们清点了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对孩子讲话所使用的单词的数量。中产阶级的母亲说的话最多。将他们的观察推广到为期4年的学前教育，哈特和里斯利计算出中产阶级的孩子共听到了4500万个单词；而较贫穷的孩子听到的单词数量只有1300万个。更糟糕的是，这种听到的单词数量的差异似乎也解释了达到学龄时，这些孩子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这也成了孩子们将来所取得成绩的差异的根源）。所以，考虑到这一切因素的话，你可能会留在家里为孩子们读书。
Q 为了孩子而保持婚姻状态，或者选择离婚，两害取其轻的话，应该怎么做？
A 离婚一直是一个文化热点问题，甚至学术研究也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有成百上千的研究表明离异家庭的孩子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更差，这些研究的问题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这些父母并没有离婚的话，情况会怎样呢？如果父母没有离婚，却对彼此大吼大叫，需要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踮着脚走路，这样孩子的表现会更好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进行的，他研究了全美国离婚法律的改变。他发现当一个州通过制定无过错法律使离婚变得更加容易时——比如纽约州终于在2010年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当时我自己也离婚了——这时这个州的离婚率的确会提高。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如果离婚更困难的话会保持婚姻状态的那些父母，40年后，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程度、收入和他们自己的婚姻方面都表现更差。由于他的研究是以州法律的改变为基础的，这与特定的幸福或不幸福的夫妻的性格无关，所以格鲁伯的研究是仅次于双盲医学测试的最好的研究了——如果是双盲测试，就应该随机为参与实验者分配离婚药丸和安慰剂。
事实上，在格鲁伯的研究中，离婚对子女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我所做的更定性的研究结果一致：在2003年的《啄食顺序》中，我提出了“灰姑娘效应”的说法，表明离婚并不会对所有孩子产生好的、中性的或坏的影响，它的影响取决于每个孩子所处的特定环境。我发现父母离婚对大女儿的负面影响最大，因为这样她就要额外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她要代替缺席的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并且扮演单亲的父亲或母亲的替代伙伴的角色，虽然这个过程可以让她成熟，但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因为不得不过快长大，以及为了弟弟妹妹和整个家庭牺牲自己的童年感到愤怒。
格鲁伯发现离婚会降低子女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他们自己的离婚率，与父母在一起相比，父母离婚后子女往往会更早结婚，而较早结婚则意味着他们不再追求可能会接受的额外的教育，从长远来看，这就降低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有众所周知的一点是，较早结婚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