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二---将市场经济建于信仰的磐石之上

北美游历兴趣盎然而又阴差阳错：不曾想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追根溯源竟把我抛向了一片精神的沃野，对于市场经济的求真探索最终将我引入了基督教文明的殿堂。我的一位朋友称我遭受了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对此，我是完完全全的同意。

结果便有了“北美望星空”的第一篇文字----“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该文一出，立即成为眼球关注焦点，褒贬不一。

有位朋友感觉“这实在不象是赵博士所言”，对于拙文论述的宗教与市场经济是否真有紧密的关系深感怀疑和困惑。另一位朋友则指责本文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翻版”。还有的朋友说我过去没有看过教堂，所以才大惊小怪。

也 有不少朋友予我以鼓励。一位似乎是来自非经济学领域的朋友递过来个笑脸：“很高兴看到有经济学家谈到宗教了！”另一位朋友留下警句：“道德与法制缺一不 可，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 还有一位朋友阐幽发微：“发达的物质必须有相应的精神与灵魂与之匹配。市场经济必须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走向发达的。”

尤喜一位留欧学子的评论：“我在欧洲求学呆了几年，上下求索，很大程度上得出与你同样的结论。经济学先是走向法学，最终需走向宗教学才能解释国家之间经济体制的差异。”

还 有一位居于北美的朋友谬赞本文：“这是中国经济学史上可记录的重大思想，是最精髓的看法和观点。”其原因：“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人文上，宗教是西方文明的 根本，中国如果只从表面上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不从根本上反思，更不从宗教角度上考虑西方社会的基础，那么中国所学的就只能是皮毛.就不会真正理解西方社会是 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在中国制造混乱。成为一个反作用的理论。”

赞 扬和批评均刺激我进一步对宗教、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话题作考察与思考。接下来的时间，我访问了剑桥地区及纽约的许多专家学者，也进一步地深入到美国普通民众 中去体验。其结果，我惊讶地发现，美国文明中几乎所有令我们激赏的好东西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不过，在本文中我只谈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经济学家们过 去真的是不应该地忽视了这一影响。

我们知道，物种的基因决定物种日后的生长。而新教文明正好比是一棵苹果树，我们岂能只见红红的市场经济大苹果，却忽视了那长着苹果的枝，那撑着枝的树，那长出树来的苹果树种子？！

从 文明的演变看，西方文明的因子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再经过马丁·路德和约翰·加 尔文改革，便形成了新教，演生出一整套有效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后者直接导致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的发韧，才有了今 天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而市场经济的成就不过是这一文明的美丽果实而已。

所谓文明，其核心是一整套支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信仰与理念。从思想到行为，从行为再到结果，融汇古希腊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就这样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磐石。

通 常，一般的看法是，制度是演化出来的，是逐渐变革的。这一论断应该说符合大部分的经验观察，尤其是转轨国家的实践。但是，美国的的制度与其说是演化出来 的，不如说是象宇宙大爆炸一样爆炸出来的。中国人所看到的美国的许多好东西：市场经济制度、三权分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早在美国建 国之初便一古脑儿全部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200多年几无变化，只不过是长得更加枝繁叶茂罢了！中国人今天所学习的，并非阳光下的新鲜物，而不过是美国 200多年前的东西。

这一套好东西的出现当然绝非偶然。

我 们相信强调物质决定意识，但可喜的是，我们也不否认物质决定意识。对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之发生，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意识决定物质的原理。因为有了一批充满理想 与信念的清教徒，有了受其影响的主流文化，美国的建国者们才能按自己头脑中的理想来设计美国，然后才有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中国人爱讲一句话叫“仓禀实而知 礼节”，而美国展示恰恰是“知礼节而仓禀实”，即不是有了钱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了好人，然后才有好的经济。

试想一下古老的中国，如果无外力影响，缺乏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完全靠自身“制度演进”的话，纵然再演进5000年，是否就能演变出美国这一整套“古董”来呢？笔者对此甚表怀疑。须知：苹果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是苹果；梨树的种子长出的是只能是梨。

这一点，在韦伯看来，是非常清楚的。韦伯证明，就赚钱的动机来说，从古到今世界各地的人们皆莫例外；就商业性交易而言，从古到今世界各地也比比皆是，只是一种叫做“市场经济”的东西却见不到，只有等到新教伦理昌盛之后才呱呱坠地。

在 经常史学家诺斯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看，不是物质，而是“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 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事实上，世界上的制度大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 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杨小凯，2002）。

何以如此？试分析其中的原由。

很多人都喜讲市场经济，但若追问他市场经济是何物，则语焉不详。市场经济实是公平交易的经济。交易比较好办，问题是平等难求，平等交易的制度更是很难畅行。

哈耶克向以思想博大精深著称，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市场秩序具有自我扩展的趋势。然而，我们不清楚：最初的“市场秩序”是如何“扩展”而来，“市场秩序”又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自我扩展的。

在 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市场秩序的内核很难形成，就算偶然形成也很难自我扩展成正果。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市场秩序似乎昙 花般旋烂的出现过，但最后却死掉了。为什么？是因为劣币驱逐了良币，是因为恶驱除了善，是因为非公平交易驱除了公平交易成为主流。

原 因说来有点可悲。应该说人性中天生有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一面，因此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通过公平交易来获利，而是更渴望通过获得“垄断权力”以及通过获得 确定规则的权力来获利。当这一“罪恶”的心理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并且决定人们的行为时，非公平交易的经济就会如腐臭般大行于世，而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只能 在天边望洋兴叹。

白居易诗《卖炭翁》所描述的交易就是千古缩影。在这一故事中，“半匹红纱一丈绫”硬充了炭的价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与官家的交易徒有其名、徒具形式而已，完全不是公平交易，也完全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

杨小凯正确地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 的东西。”

这 是因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的劳动来理性地获取财富，并以此增添上帝的荣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救”）的神圣的 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市 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市场秩序的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发展。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一节：新教所确立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成为西方市场经济的基石：撒谎、害人被自动禁止，不平等交易的罪恶循环因此中断。

美 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某种基督教文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运行，也完全建立在这一文明的基础上。按目前时髦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法，基督教 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其能平滑地、良性地运行。没有基督教，我们既无法理解美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也无法理解其运 行。

有朋友说，非公平交易的出现是因为政府插 了进来，管制丛生，垄断丛生。因此，公平交易要靠打破垄断，引入法律规范来逐步解决。笔者完全相信打破垄断以及放松管制会有助于公平交易的市场行为。但 是，笔者怀疑，打破垄断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公平交易呢？看看今天存在于完全竞争领域的毒大米、毒酒以及无所不在的假冒伪劣产品，结果可想而知。

有 的朋友从经济学重复博弈的理论推论出市场经济可以内生出道德。这我亦万万不敢同意。譬如，经济学已证明，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 从而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撒谎、害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学还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会有“囚徒困境”的情形。在此情形下，一个人害对方是因为怕对方 害自己，其结果则是双方将互相伤害，个人理性最大化并不能带来集体福利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市场失效”。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市场内生出道 德，而是内生出不道德。

此外，尽管重复博弈的确可能让交易双方理性地选择不撒谎和不害人，但可惜许多交易并不总是重复的，就算交易无限重复，交易者的生命却是有限的，诸如“59岁现象”之类的败德行为又如何去防止呢？

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易不足以产生出完美的道德，因而不足以保证其自身的完善，人们立即想到了律法，希望借助整顿市场秩序之类的运动以及更加严格的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

但 是，全然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自律，全靠市场以及法律的外力来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可能吗？其成本究竟有多高？事实上，因为罪不责众，在全民道德沦丧的 情况下，律法的效果值得怀疑。依我之见，如果全社会均缺乏基本道德底线，恐怕连检察长和法官也找不到，因为检察长和法官也都是罪犯（就象今天在日本看到的 那样）。更何况，法律的惩罚从来都是事后惩罚，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法律与法律之间总是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空子。

在 市场失效以及他律难为的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寄希望于交易者自律。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 于此，文化与宗教的社会性投资是合算的。文化事实上成了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因为导出公平交易的文化以及诚信的文化，所以它就有更高的生产力，就成为市场经 济的的良因和温床。

不过，我在此并不想简单地 开出一个药方：以基督教救中国。问题不是如此简单的。以我目前的观察和思考，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基督教文明是美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红苹果的基因。至于我们的 文明基因是否也能够长出大苹果来，或者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种出一个大苹果来，那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话题。

但我以为，是到了讨论这一话题以及逐步解决这一话题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磐石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