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学习|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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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2011年发表）

文献来源：[1]高旭,张圣柱,杨国梁,等.风险沟通研究进展综述[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1, 7(5):5.DOI:10.3969/j.issn.1673-193X.2011.05.029.

简介：首先简述了风险沟通研究的社会背景按照风险沟通研究进程中的重大社会事件和学术事件将风险沟通的研究划分成三个阶段即研究准备阶段、研究兴起阶段和研究发展阶段。其次论述了风险沟通研究热点领域的变化分析了风险沟通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探讨了单向风险沟通和双向风险沟通的沟通模式转变及其由 “告知 ”到 “授权 ”的功能演进。最后从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功能、风险沟通目的、风险沟通时间阶段等多个角度阐明了风险沟通的分类。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风险评价、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为支柱的风险沟通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风险沟通最初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

（一）风险沟通的研究阶段划分

有关风险沟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交换信息的性质、数量、意义以及风险管理等问题的探讨。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如何克服风险沟通中的障碍以及建立沟通中的信任也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风险沟通的研究进展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时期。

（1）研究准备阶段（1970-1985）

这一阶段风险沟通的概念并未明确成立了一批从事风险沟通相关研究的风险研究中心。如 1969年成立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系、1975年成立的克拉克大学科技环境发展中心（CENTED）和 1976年成立的决策研究中心。由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系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才在风险领域活跃起来所以克拉克大学科技环境发展中心（CENTED）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从事风险沟通研究的研究中心。 1980年美国风险分析学会（SRA）成立。其第一届年会于 1981年 6月在华盛顿特区的全美科学学会举行。这次研讨会重点关注由心理测量研究得来的一个有争论的发现即公众风险感知与专家评估显著不同。这一议题在当时风行一时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社会科学对风险分析和管理行为最具影响力的贡献。Vincent Covello（1983）等把这次会议的记录编著发表为《实际风险分析对感知的风险分析》。风险沟通这一崭新的观点一出现即被看作是解决许多棘手问题的答案。其最显著的作用是为风险专家意见和公众风险感知提供沟通的桥梁。

（2）研究兴起阶段（1985－1989）

在这一时期风险沟通成为机构和个人对风险议题研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由于公众对健康、安全、环境议题（HSE）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和信息需求不断增长涉及风险管理 “知情权 ”的法律研究和理念传播不断深入人心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19世纪 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化学品、核工业等威胁加剧对风险沟通的兴趣空前高涨促成了风险沟通逐渐发展成为环境和职业卫生领域的风险管理和社区决策的必要组成部分。

1986年 7月全美首届 “风险沟通全国研讨会 ” 在华盛顿举行这标志着美国风险沟通领域开始走向成熟。Dominic Colding量化分析美国风险分析领域旗舰型刊物Risk Analysis的结果表明以 1986 年为界“风险沟通 ”开始成为风险研究焦点。

（3）研究发展阶段（1989－至今）

在这一时期风险沟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不断被完善。上世纪 80年代末期出现了风险沟通的较为成熟的定义。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ＮＲＣ1989）认为风险沟通是 “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观点的交互活动；不仅传递风险信息还包括各方对风险的关注和反应（可为管理者提供意见和参考）还包括发布官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上世纪 90年代风险沟通定义不断被完善。Covello（1992）认为风险沟通为利益团体之间有关风险的本质、重要性或控制等相关信息的交换，即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风险沟通研究议题和对象

风险沟通研究涉及公众健康、环保和职业安全方面的多个议题。研究热点从最初的自然灾害风险、医疗风险等逐渐向科技风险如核能风险、化工生产和危险化学品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风险等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风险沟通研究的热点又发生新的变化恐怖袭击风险、公共交通风险、生物科技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风险沟通研究对象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多元性体现在：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公众等在内的各种组织及个人都是其潜在研究对象。多层次性体现在风险沟通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个人层面（风险感知）、组织层面乃至于社会层面。

（三）风险沟通模式与功能

风险沟通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对话和互动的它本身也有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风险沟通研究的兴起体现了风险研究领域由强调权威控制、专家决策向关注公众认知、多元沟通的整体范式变迁。从风险沟通模式上看风险沟通模式研究从单向沟通向双向沟通转变。单向风险沟通是指专家单向传递风险知识给一般民众强调的是单向告知（informing）双向沟通则是赋予民众主动思考、提问、建议甚至做出决策的权利强调的是授权（empowering）。

（1）单向风险沟通

早期风险沟通研究存在于这样的传统线性关系模式中即风险评估（专家）-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者）－风险沟通（面向公众）。风险沟通被认为是由精英向普通公众传递科学和技术信息的过程它强调专家向非专家的单向信息传递。但是这种单向风险沟通更多地遵循一种ＤＡＤ模式即决定、宣布、辩护（decide announced defend）也被称为 “技术统治论取向 ” （technocratic approach）。在单向风险沟通处于支配地位的风险决策过程中技术取向的风险认识论占了绝对优势。

风险沟通甚至被视为一种机构、团体的公关策略，即把风险沟通的功能局限于营造正面关系。单向风险沟通的强调了风险沟通的告知、说服、引导和教育公众等功能目的是使公众按照专家提供的方式理解风险问题或接受某种风险。

（2)双向风险沟通

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出版Improing Risk Cpmmunication)一书指出风险沟通不应是针对风险信息的单向传输而是 “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 ”这些信息是与 “风险相关的多重信息 ”能反映出 “针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所进行的合法的机构性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应。”此定义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和沟通内容的多样性重新定位了风险沟通。此后的研究也更明确地强调风险沟通应是双向互动的以构建多元共识和价值认同为目标。

· 在双向风险沟通处于主导地位的风险决策过程中“社会－文化 “取向的风险认识论占了相对优势。公众不再被视为被动的、非理性的、无知的信息接受者公众对风险议题的关注和行动体现了他们参与社会风险决策的民主意愿风险沟通的过程是对大众需求的政治回应。美国环境保护局在其发布的 “风险沟通七大基本原则 ”中指出要 “接受和容纳公众作为合法的合作伙伴。公众有权参与那些可能对其生命、财产和其他珍视之物产生影响的风险决策风险沟通的目标不是降低公众的担忧和避免他们采取行动而是要培养知情的、参与的、有兴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合作群体。”

（四）风险沟通的分类

风险沟通的分类方法众多学者从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功能、风险沟通目的、风险沟通时间阶段等多个角度对风险沟通进行了分类。受到SLOVIC风险感知研究的启发Sandman（1987）提出了 risk = hazard + outrage这一重要命题并据此把风险沟通分为四大类型预防沟通（危害高愤怒低）、愤怒管理（危害低愤怒高）、危机沟通（危害高愤怒高）、利益相关者沟通（危害和愤怒都居于中等水平）。这种对 “风险 ”概念理解的转变是深刻而富有革命性的它使风险管理决策者开始全面关注风险主体的真实感知。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造成的实际危害潜能公众一些特定的情感反应（outrage）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风险感知。

C ovello（1992）按照功能将风险沟通分为四种类型：（一）教育与信息提供；（二）行为改变与保护措施；（三）灾难警告与紧急信息；（四）冲突与问题的解决。Lundgren & Mcmakin（1998）按照目的将风险沟通分为保护沟通（care communication）、共识沟通（consensus communication）、以及危机沟通（crisis communication）。保护沟通是健康风险或工业风险的信息传递告知个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风险之害。共识沟通却希望将一些人组织起来对风险管理形成共识。危机沟通的重点是风险事件真的发生之后的沟通方式这些沟通计划也可能涵盖保护沟通与共识沟通的内容。 Seeger（2001）认为风险沟通的范围涵盖了危机的三个阶段：危机前（告知风险的相关知识）、危机时期（紧急告知风险损害的回避）以及危机后（新的风险认知形成）但是重点主要放在危机前的预防工作上比如建立危机前适当的认知与了解、传授预防规范、创造积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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