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支持将行政拘留适用年龄降低至14岁？

文 | 丁阳

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伤人乃至杀人弑亲等行为，近年越来越成为舆论关注的问题。最低刑事年龄是否应从14周岁调低，也是聚讼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有一个议题被了抛出来：行政拘留最低适用年龄是否应从16周岁降至14周岁？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成年人化、暴力化”的时代，重提行政拘留适用年龄降低

法治日报日前报道，公安部将推动一批重点立法项目，其中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起草工作。
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称，修订草案拟将行政拘留最低适用年龄从十六周岁降至十四周岁。

这个提议并非最近才有。
2017年1月，公安部发布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时，就已经取消了“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规定。
这意味着，如果正式实行，那么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事要被行政拘留了，将予以执行，初次违法除外。

该征求意见稿刚出来之时，尽管网友一面倒支持，但有很多法律领域的专业学者表达了反对意见，甚至旗帜鲜明地喊出《对行政拘留年龄降低说‘不’》。

如今两年过去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又如何了呢？
按最高检今年初的说法，“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逐渐呈低龄化、成年人化、暴力化的趋势，一些极端的恶性案件经常发生。”
这个描述恐怕符合多数网友的印象。
就拿校园欺凌来说，普通的殴打甚至已经无法引起人们关注，能上新闻的，大多伴有让人们极为愤怒的侮辱行为，如女孩被扒光烫烟头，打火机烧头发，被浇尿，乃至被强迫吃大便等等。
很多人以前根本没想过未成年人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如今，随着很多欺凌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大量传播，人们已经认识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往往已经超乎大人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的意见，是否还能够成立？

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的理由有很多，但学术界支持这一做法的人同样不少

• 第一

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的第一个理由，是认为监禁措施对于14至16岁的未成年人过于严酷，不利于矫正，不符合人道主义。

如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王英曾指出，“十四到十六岁是未成年大脑关于共情、理解他人发育很快的阶段。
如果羁押，严重的恐惧会导致这部分大脑发育受损，并且进程很难得到恢复；”
“第二，未成年人对于时间感不如成年人，比如成年人被拘留十五、二十天，他知道这个时间很快会过去，但未成年人考虑不到很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长的噩梦，心理影响很难修复；”
“第三，未成年人在这个年龄段遭遇禁闭失去自由，会导致出来以后容易攻击他人。”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舒洪水则将拘留年龄与刑事责任年龄做了对比。
他表示，责任年龄是基于青少年生理、心理、教育等科学的、普遍性的标准设立的，发生的极端个案不能以偏概全，拘留年龄也不能轻易调整、降低。

然而，也有人指出，恰恰是14至16岁这个初二到高一的阶段，是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最活跃的一段时期，也是最叛逆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年纪对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约束，对于减少校园欺凌，维护学校安全有直接作用。

还有学者指出，责任年龄需要的时候就是可以调整的。
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就把最低民事年龄从10周岁调低到了8周岁，之前的草案甚至调整到了6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则指出，认为法律应当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标准之下就推定没有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这种想法可能是过于理想主义了。
现实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包括孩童在内的一切人内心都有幽暗的成分”，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太过武断，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刑事年龄最低可以到八岁、七岁、六岁甚至不设最低年龄，更看重对这些低龄犯罪者进行惩罚而不是矫正。

• 第二

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的第二个理由，是认为调低行政拘留年龄，会破坏与现有刑法的衔接。

有学者指出，为了显示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多通过非监禁刑的手段予以制裁，比例在40%左右，即有将近一半的未成年犯的刑罚都没有得到实际执行。
如果把行政拘留适用年龄降低，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倒挂”：即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不用监禁，反而是较轻的治安违法行为要被关。
有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平衡关系将不复存在。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反对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栗燕杰认为，总体上，即便是最为严重的行政拘留处罚，与刑罚的严重程度仍有巨大差别。

更重要的是，如今司法实践中，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违法行为没有行政拘留，相当于不处罚，违法代价太小，根本不利于未成年人改过，实际上是个法律漏洞。
知名法学家阮齐林、知名律师邓学平都持这个观点，认为调低行政拘留年龄是弥补立法漏洞。

• 第三

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的第三个理由，是认为把未成年人关进拘留所，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赵学刚指出，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进去过”而认识“里面的朋友”，发生“交叉感染”，本来只是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出来以后不仅会偷，还会抢、聚众滋事，再犯屡犯，甚至团伙作案、被黑恶势力吸纳、利用，成为社会永远的对立面。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因为这样就将违法的孩子一放了之，这些孩子的问题同样也没有解决，依然可能接触、认识社会上的“不良朋友”，走上犯罪道路。

有学者建议，这个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建立专门的少年拘留所来解决，以降低社会不良人士的影响。

调低行政拘留年龄，最重要的是体现出对违法孩子“负责任”的态度

反对调低行政拘留年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认为这个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再次违法或犯罪。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指出，对未成年人予以行政拘留，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确可以暂时隔断他们与不良社会环境的联系，在短时间内防止他们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但作用非常有限。
由于行政拘留缺乏针对性且期限短，这一措施无法解决未成年人原本存在的心理行为偏常，消除其诱因，也难以使之形成对法律应有的敬畏和守法的内心需求，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再次违法或犯罪。

赵学刚则拿数据说话，2017年初，淮阴区检察院对2014年至2016年办理的103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了统计和调研，发现有54人之前有被行政处罚的前科，占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52.4%。
赵学刚表示，“行政拘留最多也就15天，出来以后怎么办?这些孩子的头上必然被贴上‘进去过’的标签。
这些孩子会因为拘留15天而改过自新?
还是会自暴自弃、变本加厉?从我们的办案实践看，显然出现后面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以我国基层拘留所实际的运行状况而言，大概没有办法否认上述意见。
行政拘留乃至于刑罚，对于预防某个特定的青少年未来是否还会违法犯罪，其效果的确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也没有什么别的有效干预手段——有不少人提到了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创新的“训诫帮教制度”，由承办警官、司法社工、违法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四方共同完成并负责，能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的再犯率，但其实不少地方都有类似“训诫制度”，其前景如何还要长期观察，以及要考虑将其普遍应用的成本与执行难度。

而在这之前，降低行政拘留年龄，其实反而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罗翔教授在分析刑事责任年龄时曾提到，人类容易因抽象之爱而放弃对具体之人责任。
主张未达法定责任年龄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这看似对儿童的关爱，但它却放弃对被害人的保护之责。

所以，在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面前， 我们需要承认，我国对低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干预机制的缺失，是校园暴力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所在，降低行政拘留年龄或许不是最好的解法，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但这体现了，我们务必要解决问题。
如果真的实行了，希望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能解决各种问题，获取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的有益经验。
也许时机成熟的时候，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也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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