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介绍延伸与应用（六）农业、区域、巫术经济，政治与经济、经济失灵，希望对大家解决编程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开发者们随着小编来一起学习吧！
72．区域经济学
在一条大街上，你若要开店，你会优先选哪个位置，是街头、街尾，还是靠近大街中心点？再者，若是一条南来北往的大街上有两家厂商想开店，试问这两家厂商会把自己的店铺开在大街的哪个位置，是南来、北往大街的头，还是尾，抑或是大街的正中，且彼此相对？再者，若在海滩上有不少小
贩到处在卖凉品，且卖的东西都是从同一个批发商那里批来的，那么，这些小贩四处游走后据点分布会呈现什么形态呢？
霍特林法则
上述这些问题都与区位有关，也是区域经济学里最基本的议题。而对这些问题首先给出答案的是哈罗德·霍特林发展出的区位理论，也就是“霍特林法则”。
为了让分析单纯化，我们先假设开店的人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同一个批发商那里批货的。由于东西是相同的，所以也可以假设这些东西的售价也是相同的。在这样的假设下，若回头检视上述几个问题，你的答案又是什么？
霍特林法则推论，在第一种情形下，你的选择将会是马路正中间的位置，因为南来北往的路人都会有最大的可能性经过你的店，在此情况下你的客流量将会是最大的；第二种情形，在南来北往的大街上开两家店，你的最佳区位选择将会是南来北往大街的正中，而且彼此隔着马路遥遥相对，如此一来，无论是两边往哪个方向去的客人你都能掌握到；第三种情形针对的是在海滩上卖凉品的小贩，当他们游走各地后就会发现，若是大家都聚集在海滩的中心处，就可以把东西买得最多，生意也最好。这是因为此时会发生群聚效应，而在此情况下，海滩上的客人反而很容易找到卖凉品的小贩，而卖凉品的小贩也不必游走各地叫卖去找客人。
从上述推论的结果来看，区域分布或区位分布绝不是随机性分布的。相反，在相关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它会有群聚效应产生，而此一效应的发生是因为客人比较容易找到厂商，同理，厂商也较容易招到客人。在彼此都互有需求且搜寻的成本能有效降低下，区位集中的情形自然会出现，区域经济也于焉形成。
发扬地方特色，发展产业聚落
区域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地方特色产品（本书《规模经济PK范围经济》中有所论及），在此情形下，地方特色产品形成产业聚落，而能争取
到最大的商机。除此之外，以前常见的打铁街、家具街、南北货街，或是台北市出现的婚纱礼服街、照相器材街、补习街等，都是产业群聚的最好例子。
根据霍特林法则也可进一步推论：若我们把上述相同产品、相同售价的假设去除，它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不同商品及不同售价下，上述区位集中的推论就须做一些修正。也就是说，若厂商的产品极具特色且产品差异化很明显时，厂商就没有必要一窝蜂地去挤中间的位置。相反，有些厂商可以选择比较偏僻的位置，因为这些不起眼的位置租金低，但自己的特色产品仍能吸引识货的买家上门。在真实世界里不乏这些实例。譬如，我们就常看到有些特色餐馆虽然开在小巷弄里，但生意很好，仍然门庭若市，道理就在于此。
在经济世界里，它永远都是相同产品与不同产品间彼此交叉出的美丽乐章：彼此相似性高的产品就可能需要群聚集中，用以创造群聚效应，这种情形从普遍地存在于各国风景区贩卖多属雷同纪念品的情形中就可窥得一二。当然，不同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不但可丰富市场的多样性，且更能在区位上呈现分散性。
硅谷传奇
区位经济的研究范围一直在扩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最早发展高科技的波士顿即使在MIT及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加持下，为何不敌加州的硅谷，且后者成为美国高科技业群聚的首选区位？相关的研究(69)显示，加州硅谷能胜出的主要原因是在高科技人才的吸引上能抢得先机，其中包括对美国以外人才的吸引，如华人及印度裔高科技人才。此外，美国新一代的技术创新者，如苹果、谷歌等高科技主流公司，都是在加州孕育发展出来的，而这些公司的发展又从全美各地吸引到更多的专才加入，再加上名校如斯坦福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持，复又形成更大的人才库。为此，在资金、技术及人才都朝此方向集中下，就造就了硅谷传奇。
硅谷成功的例子让各国和地区也纷纷见贤思齐、以此为师，相同的课题也重复地出现在各相关组织的施政目标上。各国政府，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努力地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在中国，不论是早期的广东东
莞，还是后来位于长江边的昆山，都是成功吸引外资的案例。笔者曾有机会公出印度，也看到印度各地方省长也多致力于外资的吸引以形成新的产业聚落，达成繁荣地方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施政目标。
而就现今各国致力于科学园区的设立而言，其成功的因素至少有四：其一，有相关知名的高校在科研上的支持，故能有效地汇集人才及资金；其二，在地方管理部门提供土地及公共设施之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产业聚落；其三，相关软件上，如外籍专家生活、语言交流、子女教育等，提供配套；其四，提供必要的创业协助及资金。
由此可见，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是地方管理部门在有关规定基础上刻意创造出来的，而非自然形成的。
就区域发展而言，也有产业自然形成聚落的例子。综观其成功形成产业聚落的原因，至少有四：其一，聚落内有重要的领导厂商，能发挥很大的锚定功能，从而能巩固聚落，使其不坠；其二，聚落内的厂商若能进一步形成中心卫星工厂体系（中卫体系），发挥彼此支持及彼此扶持的功能，就能有效地吸引人才、厂商和资金的进驻，从而能强化此区域优势发展的效果；其三，在地理上，该区位具有特殊的海运、水运或陆运上的优势条件，故能大幅减少其运输成本，这对大型货物运输成本高的产业，如汽车制造、水泥业、钢铁业等，十分重要；其四，若有特别的矿藏资源，如金属矿、石灰岩矿、盐矿（可制工业碱）等，则在附近也较易形成新的产业聚落。
优势的衰颓
区域经济的发展能维持长期优势而不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Detroit）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美国汽车工业如日中天时，底特律是世界汽车工业的重心。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小汽车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此开始走下坡路；而在美国政府强大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同意遵循“自愿性出口限制”，同时日本的汽车厂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同意在美国设厂生产。由于底特律当初是美国汽车业“抗日”的大本营，因此，日本汽车厂在美国设生产基地时就不会考虑设在底特律。此外，美国许多州后来也开始积极地招商，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从而分散了汽车的制造重心，同时也动摇了底特律汽车制造王国的地位。之后，底特律
开始流失大量的就业机会，情形每况愈下，终至不可收拾。2013年7月，底特律正式宣告破产，如今该市大量被遗弃的建筑物竟也成为观光景点，十分讽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的讨论范围也在扩大之中，它可以由上述城市或硅谷的讨论，扩大到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元区等跨国区域内各种相关经济议题的讨论。当然，它也可以在无远弗届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就商品或服务在某一区域内的特质及电子商务的实务进行讨论。而今，区域经济实体范围越来越难界定了，这是因为如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实体世界中的变化不断地在改变它、缩小它。相对地，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发展，如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大，不断地在整合它、放大它。此外，实体与虚拟交互运作的结果，也会让实体区域经济的范围出现越趋分散及多元化的可能。
73．巫术经济学
“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一词源于1980年，当时，美国共和党的候选人里根主张应大幅地减税，让民间的企业能重振活力，如此一来，就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能让经济与工作机会得到双赢。当时这个主张却被同党的对手老布什批评为巫术经济学。尽管老布什对之严厉批评，仍不影响里根坚持的主张。若查字典，“巫术经济学”一词的解释是“诱人而不实用的经济观念”。里根经济（Reaganomics）究竟是不是巫术经济学，并不是本章讨论的重点（此部分可参见《行为经济学》中针对供给侧经济学的讨论），本章要谈的是：什么是那些“诱人而不实用的经济观念”。
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海啸，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少的经济振兴措施，诸如日本发放消费券等。而这些林林总总的救急措施究竟是不是巫术经济学呢，我们也可做一检视。
天下掉下来的红包：消费券
以2008年的金融海啸为例，当时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振兴经济，同时也要刺激消费。在各国诸多的刺激消费政策中，日本政府在当时所提出的购物券（等同于俗称的“消费券”）是当时令人瞩目的重要政策。
当时的政策是，由日本中央政府于2009年3月4日通过“特别定额给付金”的办法，在此办法规定下，日本每位国民可领取1.2万日元的“补助”，此外，日本65岁以上或18岁以下的国民，另可加发8000日元的定额给付金。上述金额原则上先由各地方公所函送申请表格至各住户，由住户填具个人基本资料、申领意愿（可以选择不领）、银行或邮储账户后，回送地方公所，约2~4周后，即可由日本政府将上述补助金汇入申请人账户。
由于日本国内国民的储蓄率很高，日本政府担心上述金额虽为数不大，但仍可能被存在银行里不去消费，而丧失其鼓励消费的美意。此时，日本的地方政府就另外出手，发行购物券，以刺激消费。
在当时，日本的地方政府，以日本首善之区东京都为例，其由东京都中央区公所发行消费券，办法是，民众可以以1万日元现金购买价值1.1万日元购物券册子（其中每张购物券面值500日元），最高一人可购买5册。同时还会附赠一个小册子，内含参加购物券活动的各种商店、百货公司、餐厅、医院、服务公司（交通服务除外）。当然，上述消费券的发放由各地方政府主导，其中又以东京都最具指标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方政府消费券的发放，因其替代性消费性过大，故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振兴日本经济的效果。
消费券刺激经济效果不佳的可能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它只能一次性使用，而不能循环性地在法定时间内加速运转、加速重复使用，而有如放烟火般，每张消费券只有一次生命，发完用过后就如同废纸般被回收，故其效果势必有限；其二，它可以合法使用的时间过短，如此也限制了它的效果。虽然发放消费券的结果是让财政大失血，效果也不尽理想，但其主要原因是过于保守严格地限其只能使用一次所致。由此事的经验可知，过于保守而致消费券不实用，无法发挥它应有的效果，是肇致其成为“巫术”的可能原因。
除日本政府花费巨资的“特别定额给付金”给付外，为避免发生挤兑造成银行业的流动性匮乏，德国政府在2008年10月宣布全部担保每个人的存款。在此措施下，存款人在境内银行所存的钱都不会因银行可能发生的破产而受到损失，从而能发挥最大金融安定的效果。此外，为避免上述政策可能
发生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项措施在2010年年中之后，从各国政府中陆续退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退场时，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任何波动，如此“来有影而去无踪”却能适时地给消费者信心的规定，实属高明。
林林总总的经济策略
各国政府大体而言，在“提振内需，稳金融、稳就业”的大策略上，相关的财政政策可扼要整理如下：
一、降息及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韩国等，都采取信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于2008年年底时，美国的联准会将联邦资金利息降到0~0.25%，为此，一个零利率的时代已快速到来。此时，日本的利率已降到0.3%，而中国也五次降息，其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4.14%下调至2.25%。另就中国而言，也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而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更是达4%，共释放约8000亿人民币。
二、金融与资本市场稳定措施。
以美国为例，其采取的数量宽松（QE）政策举世瞩目，其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全力接收银行坏账，用以强化消费信心，总投入规模达2.5兆美元。另以韩国为例，韩国政府针对其国内银行自2008年10月20日至2009年6月底的外币债务，特别提供了为期3年的担保，而其担保的总金额最高为1000亿美元。
三、提供企业融资。
针对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11月宣布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纾困计划（TRAP）”，挹注大批资金至多家主要企业，进行纾困。另以德国的福斯汽车旗下的大众汽车银行（Volkswagen Bank）子公司为例，即获德国政府提供的约合25亿美元的融资担保。
四、保房地产市场。
美国政府提供750亿美元稳定房市基金，此政策让400万美国家庭得以保住房子。此外，美国政府再提供2000亿美元加强民众对“房利美”与“房地美”的信心，而让500余万美国家庭有重新获得贷款的机会。在中国，相关的
政策是，调降个人住房公积金放款利率，同时降低首次购屋自备款比率。另就韩国而言，韩国政府提供2兆韩元用于购买建筑商手中滞销的新屋，另再提供3兆韩元用于购地，以大幅纾解建筑商资金调度的压力。
五、鼓励民间投资。
德国政府提供两套振兴经济方案，其中包括提供与节能相关的居家修缮补助30亿欧元及5亿欧元贷款来鼓励低碳排放引擎开发。此外，再提供180亿欧元基础设施现代化，包括各级学校翻修，马路、铁轨扩建和更新以及建立更快速的网络系统。就美国而言，其重要政策为，对于成立不满5年的小型企业主之资本利得，使其可享75%的免税。
六、减税方案。
以美国为例，相关的免税政策包括：夫妻年薪低于15万美元，至多可享受800美元免税额；年薪低于7.5万美元的国民，至多可享400美元免税额；新车买主所付销售税可予抵减；劳工家庭另有2500美元高等教育抵税优惠；另特别针对夫妻年薪低于15万美元者或首度购屋者，使其免税额提高500美元至8500美元不等。另以中国为例，除曾七次调降出口退税外，亦暂免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征小排气量汽车购置税，特别对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再降至1%，另亦免征个人买卖住房时的印花税。
七、财政补贴政策。
日本政府于2008年10月30日公布26.9兆日元振兴经济方案，在此方案下，每人可领1.2万日元补助金。德国将消费者购买低排放新车补助金提高3倍以上，从原定的15亿欧元加码至50亿欧元（约合66亿美元）。另就中国而言，相关政策包括：全国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农民（非城镇户口居民）购买家电可获得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此外，全国实施汽车下乡政策，对换购轻型载重货车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微型客车（小型轿车）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每辆车最高可获得5000元的购车补贴，以及最高3000元的报废补贴。
八、强化社会安全。
以中国为例，相关重要政策有：1.投入8500亿元人民币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人民币；3.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工伤保险金及失业保险金标准，亦再提高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4.针对促进就业部分，再投入420亿元人民币；5.再强化“三农”工作。另以日本为例，其于2009年4月10日宣布史上规模最大的帮助临时工建立社会安全网计划。
九、产业政策。
美国政府提供677亿美元的“美国清洁、效率能源”方案，发展清洁能源与交通节能，并积极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德国政府投资5亿欧元，用以促进德国电动汽车开发。中国提出诸如轻工业、电子信息、船舶、装备制造等十一大产业振兴，及诸如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方案。日本提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计划。韩国则提出约875亿美元打造诸如先进信息科技、产业转型、生物科技、知识服务等六大重点产业。
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我听过最“巫术”的建议来自一位卸任的民意代表。他在我的办公室里提出一个他以经营货运从业者为视角的振兴经济方案。他的“锦囊妙计”就是大幅地放宽大型货运车的载重限制，如此就能有效地降低货运从业者的运送成本；而当运送成本降低时，消费者就能降低他们的支出，严峻的生活负担就能得到舒缓。对于此建议，我关心地问：超载运输后，把路压坏了，把桥压垮了，这费用谁来付呢？他的回答是当然由政府来付，此时，政府正好可以增加支出，扩张经济，对于经济的复苏也很有帮助。
纳税人的钱若不是用在改善民生，不是用在改善基础建设，只是在后面补破洞，那么它对社会无益，对民生无义，只是在虚耗全体纳税人的钱。若这不是巫术经济学，什么又是巫术经济学呢？
消费券效果探究
若从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的角度，再依1/（1-mpc）来推导乘数效应，则日本地方政府所发放的消费券，因其是仅有“一次性生命”支出，故其能够衍生的乘数效果必将十分有限。当然，就本案例来说，这也是消费券在计算乘数效应时不同于一般性支出，在支出后
其可无限流转情形下的另一种全新的、全然不同的特殊案例。依经济学理论，若要在经济不景气期间刺激经济复苏，其实等同于人为地创造一次小小的通胀，在此情形下，不论是增加货币供给、增加财政支出，还是增加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等，都是可能考虑的选项。而今既然要发消费券，除了增加货币供给，其实更可增加货币的交易流速，因为这消费券会在其使用的法定时间后失效，形同废纸。为此，消费券势必无法发挥一般货币应有的价值储藏（store of value）功能，持有消费券者别无选择，只能及时花掉它。故，若能在截止的时限内无限次地使用消费券，就能大幅地增加该“货币”交易流通的速度，从而能更有效地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74．政治与经济：干预再干预
在讨论经济学时，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政府的角色。其实，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他就主张政府的角色应越小越好。但事实不然，在真实世界里，政府的角色从未缺席过。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政府的角色是不减反增的。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例，许多的政府政策其实是刻意地扭曲
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刻意地造成市场失灵，从而让资源导引到特定的政策方向，用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上述情形的例子很多，譬如，政府对于特定要发展的重点产业给予低利的融资贷款、5年免税、给予低价的土地、帮其规划并开发工业园区等，都是政府干预的具体例子。在上述种种政策中，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对于成功的政策，各国或地区就常常移植经验，另再加码，而形成国家和地区间优惠政策的“军备竞赛”。如此一来，若要奢谈政府不干预、不参与，似已是不食人间烟火了。
对劳务市场的干预
政府的政策工具是多元的，举凡道德劝说、行政调查、法规制度、裁罚、罚款、利息、融资上的优惠、行政协助、信息分享等均是，故政府的可发挥空间极大，实不可小觑。然而，政府的角色要如何发挥，却是因各国的
国情不同而有异。由于政治经济的分析可能包括的范围很广，所以在以下的说明中，我们将以美国、欧洲等OECD国家在劳务市场上的干预为例。
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有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因此，这些国家在劳务市场上的着墨很深。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深的政府上台之后，便要求须在全国性的劳资谈判中决定工资水平，而其谈判的结果就一体适用于全国各行各业。如此一来，最明显的结果是，低薪者、弱势者的工资明显地提高了，而技术人员及高薪者的薪资相对地降了下来。就全国而言，薪资高低差是有效地变小了，但这样的政策结果，却因各行各业的生产力不同，而造成失业的情形恶化。此时，政府为了降低失业率，复又引进各种相关的短期工作、薪资补贴等，以缓解失业的情势，这是个典型的干预例子。
其实在欧洲许多国家，运动活跃的工会也扮演了另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干预角色。在欧洲的国家中，由于工人参与工会的比率常常在八成以上，因此，在企业内，或是在产业中，就常常形成雇主是（劳务）买方垄断与工会是（劳务）卖方垄断的情形，这种情形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双边垄断”的态势。在某一产业中，劳资双方最后终于达成工资上的协议，也很可能被没工会代表的企业所接受并遵行，因此就有所谓的“工资溢出”的效果。
欧美的差异
上述的工资溢出效果，对工会会员比率不到20%的美国来说，就没有这么大了。美国的工会会员比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快速地下降，因此一个集体性的欧洲与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美国，恰恰成为劳务市场上的鲜明对比。在美国，由于工资的谈判多是由个别公司为之，而非由各产业集体为之，因此代表性企业谈判出来的结果，其他公司或会酌情采纳。其可能采纳的原因倒不是特别关心员工，而是公司的一种策略，因若如此，公司即可告诉员工，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一头热地参与工会运动，缴交为数不少的工会会费，因为当其他同业中有工会者若能达成协议，则本公司自然就会跟进，大家也都免了麻烦。这种情形自然就是搭便车（free rider）现象了。虽然搭便车的情形难免，但它毕竟是非强制性的，因此工资外溢的效果远比欧洲国
家低，也因此形成了“低工资弹性、高失业”的欧洲，有别于“高工资弹性、低失业”的美国。这的确是制度使然。
除了工会的因素，欧洲与美国在劳务市场上的另一个明显差别在于雇主用人的弹性。由于欧洲工会的强力运作及实施计划经济的政府的推动，欧洲国家普遍制定了很严格的工人保护法，如高额资遣费的给付、资遣前很长时间的预告，使员工不易受到雇主的资遣。然而这样的政策结果却也造成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情形。对已经被雇用的员工而言，他们受到的保障无疑是很充分的，因此，常常在更高的工资争取上显现更强的姿态。但如此一来，也让欧洲的企业雇主在用人的政策上更加保守，因此工作机会的开缺上就一定很慢，而形成圈内（受雇者）与圈外（失业者）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境遇是很不相同的。相对而言，美国的雇主在用人的弹性上是大很多的，雇主有很大的权力终止劳动契约，劳工在失业之后，可向政府请领失业给付，雇主无须另给遣散费。而如此一来，雇主在雇用人时，就一定会更积极些，也会更大胆些，无形中，也可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当然，这种情形也是“高工资弹性、低失业”的美国，有别于“低工资弹性、高失业”的欧洲的另一个例证。
失业保险与最低工资
失业保险与最低工资也是常见而重要的干预形态。在美国，为防止雇主滥 用 解 雇 权 力 ， 因 此 设 计 出 失 业 保 险 费 率 的 “ 经 验 费 率 （ experience rating）制”。它的设计精要是为每个雇主开列自己公司的失业保险给付账户，公司每月所缴的失业保险费及该公司被解雇员工每月所请领的失业保险给付都归户至公司的账上。若是公司的账户内金额下降至某一水平，该公司的失业保险金就会提高，反之就可调低，如此一来，就可发挥一些“以价制量”的效果。此外，失业保险给付时间的长短、失业的认定、失业者配合就业服务单位的媒合而上工的情形，都会与失业率的降低与否有密切的关系。
大体而言，只要失业保险的设计不浮滥，许多的实证研究都显示失业保险能对成年失业者的再就业及再就业后的工资有一定帮助。
另就最低工资而言，若以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对于其国内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做比较，欧洲国家的比值许多都达到50%以上，而美国联邦
政府所确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比率于2011年时约在38%，两者相差甚大(70)。美国的研究显示，最低工资水平的高低对失业率的提升与否各有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然多数的实证结果是支持最低工资的提升是会拉高失业率的。此外，有比较多且更明确的实证结果证实，欧洲偏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会导致欧洲较高的失业率。当然，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另以其他短期政府补助就业措施以降低失业率，也是较常见的干预情形。
自然失业率
在经济学里，对于失业率另有个名词称为“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指在较长时间里，一个国家或社会因其法令、规章、制度、机关及参与者等彼此相互运作及交错下，一个常态性失业率的水平。一个合理的预期是，在一个劳务市场比较有弹性的社会里，它的自然失业率应该会比较低一些；反之，自然失业率就会相对比较高。“高工资增长、较高失业”，或是“较低工资增长、较低失业”，或许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也是政治与经济交织下的一个必然。
工资溢出
工资溢出是指工会在某一公司为劳工争取到较好的福利或条件后，其他公司就同意直接比照调整，故这些公司的员工既不需要通过罢工，也不需要通过抗争，就能享受到好条件，这种情形被称为“工资溢出”。当然，若工资溢出的效果大，则员工组织工会的意愿就会随之降低，这也是上述其他公司打的算盘，而这些公司的员工实也乐意搭便车的。
75．经济失灵？数量与价格的抉择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行路难·其一》，李白（701—762）
2014年，南美洲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全国人口约为4500万，首都波哥大位于海拔2650米的高原，人口超过800万。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首善之都最头
疼的问题之一，就是交通问题。由于城市的道路建设老旧、狭窄，无法承受快速增长的交通量，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居民要花大量的时间在通勤上，造成很大的民怨，因此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必须拿出对策。
行路难，行路难！
波哥大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对策就是控制民间小客车的增长，从经济角度来说，就是控制汽车增长的数量。这个处理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相关政策上却是失败的，因为每天只允许单号或双号车牌的车子轮流上路，非但无法抑制小客车的增长，事实证明，小客车的增长反而更快了，因为有财力买车的有钱人家在这个政策下，会更积极地考虑买第二辆单（或双）号牌照的车子，如此一来，不论今天规定单号牌还是双号牌的车子上路，都不会没车可用。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其结果可想而知，马路不但壅塞依旧，而且是变本加厉。这个数量管制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不是用路人，更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卖车的车商。此外，没钱买车的一般老百姓只能靠公交车出行，而在管制后公交车通勤时间更长、更拥挤，造成不小的民怨。
事实上，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已出现不止一次。许多国家在交通管制的对策上都曾试过，也都难逃失败的命运，为何如此？管制数量的结果，常常会导致价格的上升，但在汽车的管制上，它却是个反例，这是因为车子的供给在各大厂的强力推动下，会因管制而供给更多，价格非但不会涨，反而会出现低价抢客人的情形。在价格无法发挥“以价制量”作用的情况下，这种管制是注定会失败的。相对于这种无效的管制，如新加坡及上海等大城市，都改用车牌数量的拍卖制，每年释放一定数量的车牌在市场上，以竞价的方式拍卖。在此情况下，车牌的价格常与一辆新车的价格相当或更高，更重要的是，能挂牌上路的新车数量得到有效管制而能达到交通管制的效果。
上述的例子可以说明，管制数量不必然能让价格上涨，凡能让价格随之上涨的行为才能达到管制原先设定的目标。相对地，本章要讨论的另一个失败案例也是想管制价格，但后遗症太大，是值得重视的失败政策典范。
房租管制政策：印度与美国的对照
印度的孟买是靠印度洋的大城，其政府曾在民粹主义的召唤下，高举着照顾低收入老百姓的大旗，而开始实施房租管制政策，不但保护租房子的房客，也要求房东不可以涨房租。这个政策充满了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理想，其结果是房东认赔，但无法杀出，因为房子被房客“占”了，无法脱手卖出，在无奈之下只能摆烂，放任不管。为此，越来越低落的居住质量成了低价房客的宿命，而处处可见残破的建筑与糟糕的市容也成了都市之耻。更有甚者，屋主们若有什么自己尚未出租的房子也绝不会拿出来对外出租，故出租市场也迅速地萎缩，贫穷的新一代更没有可能再租到房子，常常只能露宿街头，这就是房租管制下市场必然出现的反噬，而其结果是造成房东、房客、低收入户、市政、市容等多方输家的败局。
上述管制房租的政策只出现在印度吗？当然不是，它出现在许多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中：美国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时曾实施物价、工资及房租管制政策，加拿大和英国在不同时期也曾实施过不同程度的房租管制政策。但大体而言，都因管制的成本过高及管制的后遗症过大而无法持久，或是相关的管制措施几经调整修正，以降低它对租屋市场的冲击。以实施房租管制的加州旧金山为例，它在房租调整的规定上，要求屋主每年在租金的调升上，不得高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的60%，此外亦附加规定，房租的调幅每年不得高于7%。为了避免房租的控涨影响到房屋市场的供给，旧金山的相关法律也有规定，当原来的房客搬走之后，屋主可以决定自己要再次出租的房子的租金金额，而当房客一旦承租房子之后，每年租金的调升就要依上述物价指数的规定为之，并且每年的涨幅也不能高于7%。
相对于印度强悍的租金管制造成“多输”的局面，美国在房屋租金的管制上的确克制得多，并且也多能考虑到管制可能在房屋市场供给上所必然会产生的负面冲击，因此尚未出现严重窒碍难行之处，这是种务实主义的实践。更有甚者，当年提倡房租管制措施的健将，也被称为“房租管制之父”的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1903—1986），日后也强力主张美国加州房屋税的税金涨幅每年不得超过2%。(71)贾维斯既强力主张应施行房租管制，复又主张为屋主减税，是否很矛盾？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若一方面政府管制房租的上涨，复又不断地调升屋主的房屋税，就会让屋主蜡烛两头烧，其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屋主断头杀出房屋市场，进而将会导致租屋市场中的供给量大幅地萎缩，而让想租房子的人无房可租。再者，屋主断头杀出市场之
后，也会让营建及房屋市场蒙受重大打击，这也会对加州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管制措施的推行最后也必须面对如何能有效执行的问题。当管制的措施越复杂，或管制措施越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时，在执行时就一定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规定而不能落实的政策是个空壳的政策；要能落实管制措施，执行成本的高低是关系成败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管制政策其反市场的力道越大时，则其在执行时的成本也会越高，这也是在制定管制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以上相关的例子可以说明，决策者在决策上常常是打价格或数量上的主意，其结果常常会有不良的结果。
在实务上，是否有管制价格而致方法失灵的例子？当然是有的。
一般而言，我们最常看到的“民粹”式的经济策略就是油电冻涨。当全球油价上涨时，有关部门或是媒体就常竭力鼓吹，不让油价或电价做合适的成本反应以体恤民情。然如此一来，就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赤字，也让老百姓没有节约能源观念的诱因，同时也排挤掉节能产业发展的空间，是个赢了政治却输了经济的失灵措施。
成功典范：垃圾费随袋征收
在相关公共政策中，值得一提的案例就是垃圾费随袋征收规定。这项规定，目前在世界上有诸如韩国、瑞士、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日本、欧洲的部分城市采行，是个比较进步，且能符合“使用者付费”“受益者付费”或“污染者付费”等原则的制度。试想，在没有实施这种制度的情况下，以家庭所产生的垃圾为例，是否要收费呢？若是不收费，则家庭垃圾的产生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它必会造成社会全体极大的负担，当然也会对有环保意识、力求垃圾减量的家庭不公。
相对地，若要对家庭垃圾收费，这就必然涉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所谓效率，是指如何通过收费的手段，从而能收到相关规费；而公平，是指如何能做到“量能收费”，意即垃圾量多则收费也相应较多。而在垃圾处理费的收取上，在实施垃圾随袋征收前，常见的一种征收方式就是随同水费一起
收，这种征收方式虽相对简单，但问题是，家庭的用水量与其垃圾产生量并没有相对应的关系，如此一来，它自然无法达到垃圾减量的政策目标，故不具效率性。
若我们转而采用垃圾随袋征收的政策，就能兼顾上述效率与公平的两个原则：若家庭垃圾产生量多时，则该家庭就需多付费；而相对地，家庭垃圾量产生较少时，则该家庭就只需少付费。在此制度下，它也能进一步地达到全体社会垃圾减量的最高环保目标。
此一征收政策的实施，在制度上，它可以纳入许多精妙的制度设计。比如，一包20个3升大小的垃圾袋收3元人民币，20个5升大小的垃圾袋收7元人民币，20个33升的大垃圾袋则收39元人民币。如此一来，因33升垃圾袋的容量是3升装垃圾袋的11倍，但它的收费是39元人民币，是上述3元人民币的13倍。由此可见，上述的费率设计是有累积上升效果的。
再者，对于可回收的资源，如纸类、玻璃、塑料、金属制品等，既不鼓励也不允许投入上述垃圾袋，除其可帮家庭省钱外，也能直接地达到资源回收的目的，真可谓一举数得。
由上述各国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的国家及城市来看，一般而言，都能达到相当可观的垃圾减量效果。这是因为，对许许多多家庭来说，当每个垃圾袋至少要花3元人民币来购买时，这钱虽不多，但到底是每天装满一个垃圾袋，还是两天才装满一个垃圾袋，在感觉及认知上，仍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各个家庭聚沙成塔的努力下，不但整体的垃圾量能显著地降下来，市民的垃圾清运费也自然会随之降下来。
此外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每个家庭对于自家垃圾的制造量不自觉地斤斤计较时，而这个“斤斤计较”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将会进一步地产生连锁的“减量上的乘数效应”，意即它会导致许多商品的制造商减少包装，如此才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故厂商须在上游的制造及设计时就秉持垃圾减量的观念。再者，就每个家庭来说，若能把垃圾中可以进行资源回收的，就尽量把它从垃圾中先挑拣出来，放进资源回收车，不要放入自己花钱买来的垃圾袋，就能享受免收费的好处。当每个家庭及每个市民都主动做资源回收时，就一定能产生很大的环境保护的外部效果来。
综合来说，垃圾费随袋征收的规定是个成功的举措，它达到市民、主管部门与环保三赢的效果。这个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何在？我认为它就是经济学应用最成功的例子：它让市民的消费边际意识达到最高，借此边际意识的发挥带来很大的垃圾减量的规模效益。此外，亦借由边际意识的发挥，让垃圾分类的工作能够落实，从而能共同创造出环保的巨大的外部效果。
| (1) | Camerer ， Colin; | Loewenstein ， George | and | Prelec ， Drazen. |
|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Economic Literature，March 2005，43(1)，pp. 9—64.对于本领域有兴趣的读者， | ||||
| 建议直接参考此一论文更详尽的说明。 | ||||
| (2) | 严重者被称为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 |||
| (3) | Ariely，Dan. and Loewenstein，George. | “The Heat of Moment: The Effect | ||
| of Sexual Arousal o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Behavioral Decision | ||||
| Making，April 2006，19(2)，pp.87—98.如患上一般的性病或感染到致命的艾滋病等。 | (4) | |||
| (5) |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动心忍性”说，对照21世纪的脑神经的研究，或可以解释为，如何自我训练来让自己的DLPFC的理性反应能更突出些，用以压制岛叶皮质过度的反射性反应。
| (6) | Kahneman ， Daniel. | “Maps | of | Bounded | Rationality: | Psychology | for |
| Behavio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2003，93(5)， | |||||||
| pp. 1449—1475. | |||||||
| (7) | 这种情形也与贝叶斯自适应（Bayesian adaption）的观念相通。贝叶斯自适应是指， |
若我们在A与B之间要做个选择时，且若我们心里比较想选A时，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优先在各种可能性中找出A所有会出现的可能性，之后再综合来看看它会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 (8) | 亦有人把它翻译成“前景理论”，但我认为以中文来说，“情境”这个名词或许比“前 |
| 景”一词更能表达该理论的真实意义。 | |
| (9) | 根据“教育Wiki”对heuristics的定义如下：捷思（heuristic）指个人对于某一问题情境未能有清楚、全盘的了解时，依据其个人经验所采用的直觉观推论方式，可分为代表性捷思法、可得性捷思法、定锚再调整捷思法、因果性捷思法、心智模拟捷思法及 |
| 态度捷思法等。 | |
| (10) | Desvousgas ， William H.; Reed ， Johnson ， F.; Dunford ， Richard W.; |
| Hudson ， Sara P.; Wilson ， Nichole K. and Boyle ， Kevin J. | “Measuring |
Natural Resources Damages with Contingent Valuation: Tests of Validity
| and | Reliability.” | in | Jerry Hausman ， ed. ， Contingent | Valuation: | A |
| Critical Assessment，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3，pp. 91—164. | |||||
| (11) | Blackwell ， Roger D.; Miniard ， Paul W. and Engel ， James F. Consumer | ||||
| Behavior，Thomson/South-Western，2012. | |||||
| (12) | 在该计划中，单亲家庭占39%；另白人、黑人、西班牙语裔分别占样本的39%、43%、 | ||||
| 18%。以参与实验的家庭来说，71%的家庭参加了3年的实验，另有25%的家庭参加了5年 | |||||
| 的实验，约有3%的家庭参加了长期追踪实验。 | |||||
| (13) | 上述收入达“盈亏平衡收入”的设定约为当时该市贫困线所得水平的3.25倍。 |
(14) 以负所得税税率为50%为例，若实验组家庭原可领4800美元的补助，现若夫妇仍未有任何工作收入，则可领4800美元的全额补助；若工作收入增加至4000美元，此刻，政府补助的金额将减为400美元，即（4800 - 4000）×50%。另80%（递减）的计算方法是指，该家庭前1000元的工作收入对应的补助金额为80%，之后，其工资收入每上升1000美元时，则对应的补助金额下降5%。
| (15) | 该实验中无法控制或限制的因素是，控制组家庭若合于两市各个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福 | ||||||
| 利给付时，是可以申请领取各个政府计划下的福利给付的。为此，也有人认为，如此一 | |||||||
| 来，将会对该实验计划的结果对比上的诠释有不利的影响。 | |||||||
| (16) | Burtless，Gary | “The Work Response to a Guaranteed Income: A Survey of | |||||
| Experimental | Evidence.” | Federal | Reserve | Bank | of Boston | Conference | |
| Series 30，1986，pp. 22—59. | |||||||
| (17) | Smith ， Vernon | L. | “An | Experimental | Study | of | Competitive Market |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il 1962，70(2)，pp. 111 —137.在该论文中，作者亦特别指出，有关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早于1948年时张伯伦（E. H. Chamberlin）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以及1960年，西格尔（S. Siegel）及福雷克（L. Fouraker）对双边垄断之研究，均对实验经济学已有相当的涉及。
(18) 数 据 来 源 ： “Population Trends 2013”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populati on_and_population_structure/population2013.pdf
| (19) | 数 | 据 | 来 | 源 | ： | Singapore | Ministry | of | Manpower | ， |
| http://www.mom.gov.sg/statistics | ||||||||||
| publications/others/statistics/Pages/ForeignWorkforceNumbers.aspx | ||||||||||
| (20) | 排名前六位的国家依次为：瑞士、新加坡、美国、芬兰、德国及日本。由此可见，小 | |||||||||
| 国的人力资本排名也可以很高。 | ||||||||||
| (21) | 有关比较优势的讨论，亦可参考《比较优势：十项全能vs百米短跑》中有关新西兰的 |
讨论。不论是新加坡还是新西兰，都是小国求生存，扭转自己在国际竞争上比较优势的
好例子。
(22) 劳动力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中，15岁以上的民间人口中（排除现役军人、无行为自由与无行为能力之监管人员），有工作意愿及工作能力的人。上述这些人中，包括就业者、失业者及待业者。若把劳动力人数除以15岁以上的民间人口数，即可算出“劳动参与率”的统计值。
(23) 失业率的定义是：有工作意愿但尚无工作的总人数除以15岁至65岁的民间总人口数。上述“有工作意愿但尚无工作的总人数”包括想工作且已经去找工作的人和想工作但还没有去找工作的人两大类。在社会中，若有人工作或求职不顺而决定退出劳务市场时，那么他就不会有工作的意愿，也没有找工作的行动，这些人就被称为就业意愿丧失者（discouraged workers），而不会被认定为劳动力。
(24) 关于公司专属或通用型人力资本的理论，是由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提出来的。
(25) 信号理论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提出来的。主要参考论文是《伯乐如何能识千里马？》中所示：Spence，Michael.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73，87(3)，pp. 355—374.
(26) 参见Lazear，Edward P. “Job Security Provisions and 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90，105(3)，pp. 699—726。
(27)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是指全体15岁以上男性民间国民（排除在军中服役的男性人员）中，有工作意愿及有工作能力的就业者、失业及待业的男性人口数，相对于全体15岁以上男性民间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28) 针对这一部分的讨论，劳动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1944—）发展出两阶段法，由于这一部分涉及统计及计量分析，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
(29) 这一部分参考Nakamura，Alice. and Nakamura，Masao. “A Comparison of the Labor Force Behavior of Married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Income Taxes.” Econometrica ， March 1981，49(2)，pp. 451—489.
(30) 请参考其餐厅网站：http://www.tripadvisor.com/Restaurant_Review-g186543- d793471-Reviews-The_AbstractInverness_Scottish_Highlands_Scotland.html。
(31) 换句话说，好闻的味道通常不会让我们一闻再闻后竟会觉得恶心、想吐，这种情形几乎没听说过。
(32) 真实的例子是，一家企业投资于天津的汽车零件厂后，又在印度的金奈再投资一个规模庞大的汽车零件厂，生产相同汽车零件商品，而该精密的汽车零件已进入世界主要车厂的供应链体系。
| (33) | 美国教育部的徽章是一棵大树，这个徽章也被高悬在美国教育部入门的墙壁上，十分 | |
| 引人注意，一般人或对此没有感觉，但成语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每个在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人一定可以马上意会的。只是这图像出现在美国的教育部，并成为该部的识别徽章时，或许不禁会让人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慨。 | ||
| (34) | 平均而言，美国25岁的大学毕业生，每人要背负的助学贷款金额是20326美元。 | |
| (35) | Mincer Jacob. |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
| Economy，October 1978，86(5)，pp. 749—773. | ||
| (36) | 超级碗（Super Bowl）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的年度冠军赛，获胜者被称 |
为“世界冠军”。比赛通常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或2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那一天被称为超级碗星期日（Super Bowl Sunday）。
| (37) | 伤休日是指伤或休的日子，重点是在休，故不易成伤，如此一来，也达成保护球员的目的。 |
(38) Ehrenberg, R.G. and M. L. Bognanno,“Do Tournaments Have Incentive Effe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 1990, Vol. 98, No. 6, pp. 1307—24.
(39) 可参考Azzi，Corry. and Ehrenberg，Ronald G. “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Church Attend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Feburary 1975，83(1)，pp. 27—56.
| (40) | Baumol ， William. | The Free Market | Innovation Machine ， Princeton | |||||
| University Press，2002. | ||||||||
| (41) | 本 文 的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Paul A. David ，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 |||||||
| QWERTY ，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75 ， No. 2 ， Papers and | ||||||||
| Proceedings | of | the | Ninety-Seventh | Annual | Meetings | of | the | American |
|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1985)，332—337. | ||||||||
| (42) | Delong ， Bradford J. | “Cornucopia: Increasing Wealth in the Twentieth |
Century.” 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tceh/2000/TCEH_2.html
(43) 德隆的研究正式收录在Nye ，John V. C.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L. Summer and D. R. Henderson ed.，Liberty Fund Inc. 2nd ed.，2008.的文章中。其他相关商品，如有垫子的办公室椅子，它们在1895和2000年时对应的工时分别为24小时和2小时；而100件的整套晚餐餐具组对应的工时分别为44小时和3.6小时；施坦威钢琴对应的工时分别为2400小时和1107.6小时等。
(44) 其实不要说雨衣，现代人若已转用智能手机后，要他回头改用5年前同一厂商出的手机，又有多少人会有兴趣呢？
(45) 当然在现代化社会里仍有些人想返璞归真，远离城市过乡下人的生活，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应是少数的例子。此外，即使住在乡下，在自己乡下的住家中，是否要有抽水马桶呢？要不要接电呢？进出的代步工具又是什么呢？就医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呢？乡下只有小卫生所，没有X光和其他医疗设备，会住得安心吗？当然，现代生活也会有文明病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的展开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 (46) | 参 考 维 基 百 科 ： 1991 年 12 月 25 日 苏 联 总 统 米 哈 伊 尔 · 戈 尔 巴 乔 夫 （ Mikhail |
| Gorbachev ， 1931— | ） 宣 布 下 台 ， 由 俄 罗 斯 联 邦 总 统 鲍 里 斯 · 叶 利 钦 （ Boris |
| Yeltsin，1931—2007）接掌政权。次日（26日），苏联政府正式宣布解散，当晚苏联的 国 旗 正 式 在 克 里 姆 林 宫 （ Kremlin ） 降 下 ， 改 升 俄 罗 斯 三 色 旗 （ Russian | |
| tricolor）。 | |
| (47) | 如生产推动引擎的William International（密歇根州）、燃料系统的American |
| Pacific（犹他州）、热电池（thermal batteries）的EaglePicher（密苏里州）等。 | |
| (48) | 若与本书《神经元经济学》中的讨论相对照，它亦可说明“明主”们应尽量训练自 |
己，让自己脑中的DLPFC的理性反应能更突出些，用以压制岛叶皮质过度的反应，从而能有“不怒而兴师”的能力及修养。当然，韩信年少时就能忍胯下之辱也是另一个好例子。正因如此，及长，用兵如神的韩信方能帮刘邦打天下。韩信当属《孙子兵法》中的良将，他的确有“不愠而致战”的精准判断。
| (49) | 参 见 Baumol ， William. The Free 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 Princeton | |
| University Press，2002.一书第155页。 | ||
| (50) | 维基百科对琉璃艺术家杨惠姗女士的介绍中，有下面一段重要的说明：“（杨惠姗） | |
| 创办了‘琉璃工房’，苦心研究几乎已经失传的脱蜡铸造法，成为举世闻名的琉璃艺术 | ||
| 家。” | ||
| (51) | Rosen，Sherwin. |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
Review，December 1981，71(5)，pp. 845—858.
| (52) | Hamlen ， William | A. | “Superstardom | in | Popular | Music: | Empirical |
| Evid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 1991，73(4)，pp. | |||||||
| 729—733. | |||||||
| (53) | 长聘制会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基于学术自由的考虑，在此考虑下，教师不会因其在学 | ||||||
| 术上的创新或特别的见解而不见容于学校，故其对学术自由及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 |||||||
| (54) | 某机构对表征的解释是，按公平交易相关条例，所保护商品之表征是指企业用以区别 | ||||||
| 彼我商品之特征，使一般人看见该表征即知该产品为某特定企业所出产。 | |||||||
| (55) | 此次会议后的心得亦写成短文《儒家思想与企业经营》，载于《工业杂志》，2005年 | ||||||
| 5月号。 | |||||||
| (56) | 请参考Lazear，Edward. P. and Rosen，Sherwin. | “Rank-Order Tournaments |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October
1981，89(5)，pp. 841—864.
| (57) | Acs ， Zoltan. J. and Audretsch ， David B. | “Innovation in Large and | |||||
| Small Firm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 |||||||
| September 1988，78(4)，pp. 678—690. | |||||||
| (58) | Agarwal ，Rajshree. and Gort ，Michael. | “The Evolution of Markets and | |||||
| Entry ， Exit | and | Survival | of | Firm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 and | |
| Statistics，August 1996，78(3)，pp. 489—498. | |||||||
| (59) | 根据internet live stats网站的统计，截至2014年7月30日，全球约有10.17亿个网 | ||||||
| 站。 | |||||||
| (60) | Gould ， Eric.; Weiberg ， Bruce. and Mustard ， David. | “Crime Rates and | |||||
| Local | Labor | Market | Opportunities | in | the | United | States:1979—1995.” |
| Mimeo. (NBER Labor Studies Summer Conference)，1998. | |||||||
| (61) | Sampson，Robert J. and Laub，John H.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 ||||||
|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
| 1993. | |||||||
| (62) | Hernnstein ， R.J. (1995) | “Criminogenic traits.” in James Q. Wilson | |||||
| and Joan Petersilia，eds.，Crime，San Francisco: ICS Press，1995，Chapter | |||||||
| 3. | |||||||
| (63) | Kling ， Jeffery R. Indentifying Causal Effects of Public Policies ， |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in econom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Cambridge MA)，1998.
(64) 其他相关更完整的讨论，可参考Freeman，Richard B. “Criminogenic traits.” in O. Ashenfelter and D. Card eds. ，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 Vol. 3，Elsevier Science B.V.，1999.
(65) 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如切一块蛋糕或分一张饼，当有人多分到一份时，就一定会有人少拿一份，故帕累托优化所说的，不影响其中任何一人的利益而能增加其他人的利益的情形是不会出现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66) 寻租的行为是多样的，可能的行为是指在形成垄断前，或是成为垄断者之后，持续地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维持垄断者利益之行为。
(67)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国家间的组织，它可决定石油的总产量，并协调成员国依协调的产量来生产。由于这是跨国的政府组织，而非跨国的大企业组织，目前并无任何法律或国际公约能禁止这一跨国跨政府间的“联合行为”。OPEC成员国家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发动石油价格大幅上调，进而造成两次世界能源危机。
(68) 远洋渔船企业都不能算是小企业，因一艘远洋金枪鱼船的平均造价在2000万美元左右。
| (69) | Saxenian ， Annalee.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 ||||
| Francisco:Public | Policy | Institute | of | California ， 1999; | Saxenian ， |
| Annalee.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 |||||
| and Route 128.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 |||||
| (70) | 其他国家在2011年的相对比值为：日本，34.66%；韩国，29.76%；英国，56.76%。 |
(71) 该法令已于1978年正式立法通过，该法令被称为“Proposition 13法令”，该法适用于全加州。依该法规定，加州房屋税的税率不得超过房屋评定价格的1%，而每年房屋评定价格的涨幅不得超过2%；若房屋的屋主换人，该房屋的评定价格不受2%的涨幅限制。
这篇关于延伸与应用（六）农业、区域、巫术经济，政治与经济、经济失灵的文章就介绍到这儿，希望我们推荐的文章对编程师们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