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丽

小时候，我有三个小伙伴，分别叫梅荣，巧玲（她俩是堂姐妹），春。梅荣、巧玲早已结婚生子，春前年刚结婚。去年春节我回家，听爸爸说，春的新婚丈夫有一天借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来丈母娘家，先到街南头，锁了车去战友家串门，刚落脚进屋，就听外面起动摩托车的声音，追出来，车上坐了两个人正向北飞奔，他呼天唤地、捶胸顿足哭了一路，如何追得上？路过我们家时，爸爸目睹了他的惨状。爸爸对我说：无论如何，这都太失态了。爸爸一辈子讲究不失态，可人活着怎么可能总保持那个“态”？只不过不一定都像春的丈夫一样直露地失态罢了。

五岁那年，爸爸带我去上海姑姑家接奶奶，我们从青岛坐船去。在青岛大街上，爸爸两手拎包，顾不上拉我，行走间，突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回头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一辆车刚好在我面前刹住。人们围拢过来，纷纷指责爸爸。这件事爸爸回忆了二十多年，每次都说惊出一身冷汗。在去上海的轮船上，在我们上铺，是一位高挑丰满的少妇，从上船她就躺了下来，一只白皙的手臂搁在胸脯上，一起一伏，一直在睡觉。一天两夜，既没见她起来吃东西，也没见她去卫生间。这位神秘的少妇也让爸爸讲了好些年。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独自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躺在中铺，半睡半醒地度过了三十多个小时，好像睡着过，又好像从来没睡着，我想快点回北京，又想让火车慢点儿开。下车的时候也就是下床的时候发现下铺有个小姑娘正愣了神盯着我看。

忘了上小学几年级时，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家的邻居，老五，去小河洗澡，溺水而亡。满街人围观，唯独我吓得不敢出去看。在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我感到恐惧，还感到耻辱——死在我心里引出的感情，除了恐惧竟是耻辱。前一天他还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起上课，今天就没了。

去年夏天，妈妈来北京时，说，你还记得老五吗？我说当然。妈说，干了多年的小河今年夏天又有水了，在水来的第一天，老五的侄子，也即他大哥的孩子，去洗澡又淹死了。听妈说，这个暑假，他天天中午在家里看电视《新白娘子传奇》，一墙之隔，我家都听得见。半小时前还听见他哼着主题歌出门去。他的年龄也是十二三岁，和他五叔那年一般大，在同一条河里，同一个时间。

小学四年级，有一天，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逝世了。人们都在哭，我没有眼泪而记得害怕。我以为生活将从此停止。

小学那几年，我被两件事折磨得发狂——一件是，假如有一天傍晚我发现阶级敌人在偷公社的辣椒，我会不会像刘文学一样勇敢地冲上去与之搏斗，那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还有一件就是，假如我活不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该怎么办。这两件事，谁也帮不了我，老师不能，父母也不能。我陷入了真正的绝望。

小学毕业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让父母吃了一惊：一块铺在课桌上的大垫子，全部用糖纸层层糊成，其厚度几乎相当于一册课本——真难为我攒了那么多糖纸。这件浩大复杂的制作，历时几年，全是我在上课时间内独自完成的。至今妈还常提起那个糖纸垫子。“就是当柴烧也得烧些时辰。”妈说。

可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从小到大，我没尝过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学以前，除了学习，我什么也不会。不对，缝扣子我会，缝几针就打个死结，后来妈拆衣服的时候，扣子怎么也拆不下来。

打毛衣对我来说比登月还难——生活里的桩桩件件我都是弱智。可我是老师的宠儿，我受到的夸奖劈头盖脸，同学的家长都羡慕我的父母，上门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我的父母也深以我为荣。只有爷爷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弟弟，不能给杜家光宗耀祖。

方圆多少里之内都流传着我的名字。高中时，我登峰造极，离第二名越来越远，总分甚至高出将近一百分。一时间仿佛没人能够再教我，老师们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语课上，我一边演算着疑难习题，一边听着英语老师犯的语法错误。我离同学们越来越远。我是那样孤独，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把《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至尾默背一遍。什么地方有一个插图，什么地方有几个注解我都心明眼亮，课本在我脑子里打开着，一页一页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盼着高考快快来，高考再晚来一步，我兴许就疯掉了。

那种畸形、病态的中学生活，我一想起来就后怕。假如再归还我的少年，我宁可门门功课考零分，宁可不上大学，宁可填不出所有历史年号的答案——只要让我过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个孩子生来就该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习题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个最最简单、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

所以，不管我考多少分，都是永远不及格。 高中时班里已有人在恋爱——我背得下牛虻死前写给琼玛的信，也明白罗切斯特和简·爱时怎么一回事——书里面的爱是那样天经地义。可是我却搞不懂身边的恋爱。他们的成绩成双作对地下降。他们究竟在人背后谈些什么，干些什么？我对他们又鄙视又羡慕，和他们相比，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我甚至没有暗暗地喜欢过哪个男生。我的那根弦还在睡大觉。

85年7月7日，我高考的第一天，爸爸戒了烟。从此他再没抽过。爸爸的烟瘾是极大的，我和弟弟妹妹曾费尽心机帮他戒烟都没成功过，可这一回，是爸爸自己提出的——孩子要上大学了，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在小县城里，一个不吸烟的男人还能指望有什么朋友吗？爸爸年轻时就好交际，呼朋引伴，高谈阔论，家里总是烟雾缭绕。这一下，家里冷清多了，爸爸推掉了一切应酬，缩减开支到了最低程度。用他的话说，他的烟“咔嗒”一声停了。

靠了爸爸的烟钱酒钱，我和妹妹先后上了北大，又先后抽起了烟——我们真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烟瘾一个比一个大。我们还相互友爱，你替我瞒这个，我替你瞒那个，都永远是父母的好女儿——直到爸一次来京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满当当的烟灰缸。

上了北大我才开始生活，从前都是白活了。学习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班来自各省市的同学，个个都是拔尖生，高考成绩比我高的有好几个。尤其是，上了大学我才明白，对女孩子来说，值得炫耀的东西太多了：聪明，漂亮，乖巧，妩媚，见识广，能力强，会唱歌，会跳舞……学习只是其中的一件，而且好像还是顶次要的一件。可除了学习，我哪一样都不具备，哪一桩都不会。假如我没有从前倒也罢了。假如从来就没人夸过我，我还会有什么失落？

原来我是被骗了。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原来我上了一个大当——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讨人喜欢？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从大二到大三，先后有好几个外专业、外系的男生转到我们班：贺照田、杨光、龙清涛（笔名紫地）、陈国平（笔名西渡）、褚福军（笔名戈麦）。86年9月，大二刚开学，班长杨军带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男生来女生宿舍，说是新从汉语专业转来的，要做我们的学习委员。我和他说话的时候，隔着杨军，两个人的脑袋侧来侧去，说的话断断续续。这男生叫龙清涛，八年后，我和他结了婚。

八年间，两人彻底地闹崩就有三四次，最难的是分书。每次分完了书，我会东跑西颠，上下求索，将他有而我没有，我又特别心爱的书设法买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书又合在一起了，这些重复的书又一一卖掉送掉。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分完书后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宿舍要买我的一些属于我的但对他更有用的书，讨价还价之后，算好了帐，付完了钱，外面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经分手，他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在我的宿舍里呆着。我拿了把伞护送他和他买的那捆书回他的宿舍楼，出楼门后，一阵风吹来，雨点斜着飘过来，我赶紧压低伞去遮挡书。这景象被我那时的女友，哲学系的成瑞华在窗户后面居高临下看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见了我，还没等我诉说分手的痛苦，她就撇着嘴说：骗什么人呵，就看你那个小媳妇样儿，鬼才信呢！

大学宿舍共是六个女生，那五个分别是：英莲、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莲和英姿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山西，两人都姓杜，名字写在信袋上，路过我们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门外问是不是姐妹俩，更有人唱着“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远去。

我和玉琪成了朋友，常挤在一张床上说悄悄话。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儿子叫小早，我的女儿叫小晚，那时我们指腹为婚，发誓要做亲家——两人还都没有男朋友呢。现在，我没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没有。

我们三个姓杜的女生有个排行，英莲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别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95年一年里，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儿子，英姿的儿子叫刘狗蛋儿，又叫刘美蛋儿——光是英姿的叫儿子时的样就让我妒忌得要死。英莲的丈夫老王聪明绝顶，要给儿子起个特别的名字——爸妈没给自己一个好名字，儿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时下复姓是潮流，他就叫儿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对意见，不知现在王杜若到底叫什么？

我结婚后买洗衣机时，不知该买小天鹅还是海棠，一问，小天鹅是无锡的，海棠是山西长治的——刚巧是英姿的老家，听着自然觉得亲切，就买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说起来我们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们都还在寻找进入社会的感觉，他的女儿就呱呱坠地了——他给女儿取名姚万枝——因为，万枝妈怀孕期间，万枝爸吸了有一万枝香烟。老姚叫姚献民，笔名郁文，也写诗，他把自己看成这帮诗人的领袖。

八七年10月31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这场雪来得那样突然，人们简直一点准备都没有，雪片儿就急切地洒下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雪下得无声无息，直到睡觉前还不停，我们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入睡了，等着次日早晨看雪景。11月1日晨，等我们拉开窗帘，那场雪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样凄绝，那样不真实——也许清晨气温只升了一点点，那么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课的路上，我们都若有所失，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后来，我们系那几个写诗的男生几乎每人都写了一首诗，题目都叫《第一场雪》。

八九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层锻炼一年。我们系去的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地点离北大很近，就在双榆树青年公寓对面。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考来的范智红被分在钳工班，分别跟着两台冲床捡零件。冲床永远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话得扯着嗓门使劲喊。钳工班有六七个人，几乎个个都是结巴——据说与冲床的声音有关。在我那台冲床上操作的是一个长得相当帅气的小伙子，叫贾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长得像今天的张德培。他见我担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发的耳罩给我用，这下我更听不见他讲话了。

小贾只有初中毕业，没什么好炫耀，他最爱说的就是带我免费逛动物园，说是他爸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在动物园里混，从来不买票，人熟路熟。

还有就是穿西装的事：“小，小杜，你，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油渍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头，头发一吹，换上我的西装，走在马路上，你保准认，认不出我来。”

离开工厂后，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车，在魏公村附近，见一西装革履男士飞车而过——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钳工班的贾精兵。

九二年春，我们研究生面临毕业分配，有个叫张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顺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骑自行车冲进了北京动物园，被管理人员连人带车扣下，后来，放了人，不放车。张虹生想起小贾的话——我还以为他只想带我一个人逛动物园呢，敢情全都许诺——就跑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小贾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说：这事儿包在哥们儿身上了。张虹生在自己呆过一年的车间里等小贾下班后（上班时间不准外出），两人一起七拐八拐进到动物园。小贾冲烟摊一抬下巴：你去买包烟。到了管理处，小贾一哈腰，说：X伯，我是贾XX的小三儿，我的哥们儿……张虹生及时地递上了希尔顿，那X伯一挥手：车在那边，推去吧。

我听张虹生讲了此事，原来当年小贾不是吹牛，还真能不花钱进动物园，他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想入非非是有根据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厂期间，我们大学的同学游进死了。游进是四川人，毕业后分配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89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层，临行前和几个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他淳厚，风趣，笑起来朗朗有声。仿佛前不久他还在班里的新年晚会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毕业还不到半年他就没了。后来他被追认为四川省新闻工作标兵。

九二年秋天，我们班的又一个男生，写诗的戈麦失踪了。后发现他自沉万泉河中。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只记得大学毕业后一次班级聚会上，他说我嗓音听不出性别。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将他的诗作整理出来，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我们系87级的女生张谦。诗集叫《彗星》，象征着他天才而短暂的一生。这时，我才好好读了他的诗，被他诗中的光芒所折服。书的后头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怀念戈麦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戈麦在孤独中写作的情况。

九三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刚巧西渡回浙江探亲，便结伴而行。西渡给我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地铁车站》、《猛犸》、《游戏》，我读后大为折服。到南京后，我们设法找到王干，希望能交《钟山》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在《钟山》94年5期，后面两个王干送到《山花》上，好像是94年9期。

九二年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工作，正拿出简历来自我推销，见一胖墩墩的小伙子戴着一顶极棒的灯心绒棉帽走进来，觉得有些面熟。这时，二编室副主任丛培香说：王清平，快来见见你的校友。

原来他是王清平！在北大时，他是有名的苏州才子，傲气得很，我只在路上被人指点着见过他——一个清秀瘦削的老生。知道他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怎么变得这么胖？

据说，那天我一走，清平就在办公室里感叹：她就是杜丽呀，比前几年可是老多了。后来我跟他住在一个楼道，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几乎要找他拼命。

在北大时，清平有几句诗流传颇广，无人不晓：

落山的太阳神奇的月
大饼烙好看下雪
你要抒情你就抒情
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大饼

真不知这老兄是怎么想出来的，怕是从武侠里得的灵感吧？——他是中文系的资深武侠迷，尤爱古龙、温瑞安。他若是开一堂武侠课，恐怕得讲上好几年。

他在出版社大院的宿舍，活脱脱把北大男生宿舍给搬过来了：桌上搁着一年前的煎饼馃子，床底下塞着几百双臭袜子——他说自己从来不洗袜子。在街上拣那个10块钱五双的买，穿一双扔一双。在他的宿舍，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乌黑锃量的枕头——炼半斤八两的油应该没问题。

最绝的是墙上写在泛黄纸上的一首五言：

倾杯对箫鼓
拔剑无生死
少年愁梦里
红袖不解诗

我乍一看以为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位名人的书法，再细一看，又是不同，那字，那诗都一定是神助——清平说是酒后泼墨而成。我看那幅字大有收藏价值，诗则会流传百世。

在大学里，有一天，我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将死前，在电车上，看到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他想到“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我在这句话底下划了线。

1988年5月4日，是北大校庆九十周年。整个学校都在狂欢。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碰上高年级的学姐易敏，她和几个作家班的学员在一起，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喝咖啡。其中有女诗人伊蕾。我早已听说过她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她人，在咖啡厅暗红的光里，我被她的脸震慑住了——二十岁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张被磨损的女人的脸，那脸上有一种被痛苦、被屈辱、被岁月毁坏的无形的痕迹，有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痛楚与冶荡。只可惜我当时太小，无法领略那张憔悴的脸上动人的美。相反，坐在她的对面，我替她害羞：她这样堂皇地坐在那里。

很晚我才去读她的诗——1995年4月12日，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1990年出版的她的诗集：《女性年龄》，我翻到后记，第一句话就是：“我好象天生就老了。”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

□杜丽简介
　　杜丽，1967年出生，山东莱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作品集有《美好的敌人》、《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为卡尔文疯狂》。

□推荐者说（老光）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老了，目光呆滞满脸皱纹，累坏了，感觉身子好象一条面口袋似的，走是再也走不动了，只好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有人走上来表白说：“我更爱你现在历尽沧桑的面容……”

就怕我们配不上“历尽沧桑”这个词——我们自以为兢兢业业生活着，却未必比一个词语更加真实。文学往往很残忍地道破命运中最乏味的那一部分，又送上一些补偿：慈悲、温情、回忆以及稍纵即逝的安全感，这些构成了生命的软弱和柔韧，好象一张奇怪的纸，撕得开，扯不烂，皱皱巴巴，上面满是尘土污痕，然而没有一个字。这就是现实。空虚和无聊陪着我们生，伴着我们死。记忆偷走我们当日的喜怒哀乐，只还回了同一种感慨。命运无常，人性久远，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寻找些伤感来体味。幸亏这世界还有文学的虚构。

《谁比谁活得更长》貌似历尽沧桑，节奏和语气都象是坐在安乐椅上一样端庄平静。二十多年前遇见的神秘少妇，其实是镜子里的倒影；同一条河里、同一时间消失的叔侄，不过是偶然存在的一个证据；少年时的恐惧、耻辱和绝望，来自对死亡的疑惑；巨大的糖纸垫、父亲的戒烟、8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同龄人群的恋爱、结婚、生子、命名、写作、虚荣、冲动、寂寞、死亡……所有这些生活中不耐烦的插曲，被她捡起来，擦干抹净，细细地串在一起。人还没有老去，一股强大的宿命的力量死死地缠绕着叙述。文字勾画出一切，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解释。我们每个人都将比自己更老，比自己活得更长。可这又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