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谴责杭州女童家属的人，可能不懂真正的底层

特约作者 | 熊志

“杭州女童被租客带走”一案，连日来一直牵动着网民的心。杭州警方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嫌疑人有携女童章子欣一起自杀动机。
当悲剧成为既成事实后，环绕在家属周围的聚光灯并没有散去。媒体从章家了解到，章子欣父亲精神状态不佳，章子欣姑父则告诉记者，遗体后续安排不希望再受到关注。

旋涡中的子欣家属，的确有不想被打扰的理由。就在15日，有媒体称子欣的家人准备将其遗体火化后海葬，章子欣的父亲不得不再次出面辟谣。
而回顾整个事件，全民围观带来的不止是各种传言的困扰，还有对家属的谴责乃至辱骂，一些网友甚至精准地捕捉到了“奶奶听说孙女出事，脸上毫无悲戚之色”的细节，抨击他们冷血。

子欣的死，家人的锅？

在题为《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之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的手记中，上观新闻记者提到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细节——子欣出事后，家属给前来采访的记者做了饭菜，姑姑却突然提醒，“拍照还是不要拍到这桌子菜吧”，她怕网友看到了骂他们还有心思做这么多菜。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却无法在镜头前面展现真实的一切，而得时刻小心翼翼，避免刺破网友关于悲剧主角应该消沉到底的想象。

事实上从子欣失踪案件发酵起，家属们就面临着苛刻的审视。
首当其冲的是子欣母亲。这位在18岁就生下子欣的母亲，已经有四年没有出现在子欣身边，因此在一开始便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
即便警方调查排除了嫌疑后，谴责其没心没肺的声音络绎不绝。

在相关新闻的跟帖后，可以看到“这个妈妈没脸出来见人吧”、“不配做一个母亲”、“蛇蝎心肠”之类的跟帖，这些跟帖因为收获了大量点赞而排在前列。
如果只看跟帖，多半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恶毒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亲手将孩子交给租客的爷爷奶奶，更是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对陌生人的盲目信任，已经是最轻的靶子了，租客提出将子欣带走做花童可以给一定的红包的细节，成为批判两位老人贪财、愚昧的有力“证据”。

在接受采访时的平静，则被一些自媒体绘声绘色地解读为，毫无悲戚之色的冷血；更有甚者，还脑补出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

子欣的父亲同样没有逃掉恶意的指责。
在批评者看来，将子欣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当一个留守儿童，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子欣被租客带走后，他还有闲暇跟子欣母亲办理离婚手续，更是显得不可理喻；警方尚未找到孩子他就先回老家，则成了漠视子女安危的凭据……

从子欣失踪到确认遇难，漩涡中的受害者一家，在从天而降的悲剧之外，还承受着来自道德制高点的二次伤害，仿佛只有按批评者的活法，才真正像个受害者。

杭州女童案，谴责受害者的声音为何有市场

在诸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类似谴责受害者的逻辑。对受害者的谴责，源于一种完美受害者的想象，这种想象会倾向于放大受害者的瑕疵，并视其为悲剧发生的关键缘由。

比如性骚扰案件中，指责受害女性穿着暴露。
这种逻辑谬误背后，隐藏着伤害无法抵御时只好反求诸己的妥协。

具体到杭州女童案件而言，它的复杂性和悬疑程度超乎以往。
最初子欣被带走而两租客又捆绑自杀后，从绑架拐卖到邪教迫害，各种神乎其神的猜测甚嚣尘上，直到今天警方通报也只还原了部分真相，还有太多疑点有待揭晓。
就连作案动机，同样成了悬疑剧。

悬疑迭起，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揪心子欣命运的网友，想要寻找避免悲剧发生的细节，可能都会无从下手。
因此他们难免会将目光更多落在家属身上，通过放大那些看得见、确定性的防护网漏洞，为谜一样的悲剧寻找一个逻辑上能自洽的结果。

加上对已经自杀的凶手，再怎么谴责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子欣的爷爷奶奶，成为了众人批判的靶子，毕竟是他们亲手将孩子交到了恶魔手上。

谴责受害者的错误在于，它脱离了真实情景，并放大了少数细节。
事实上关于孩子爷爷奶奶对租客的廉价信任，正如尼德罗在《为什么章子欣成了被恶魔选中的孩子》中所提到的，千岛湖镇本就是熟人社会，没有复杂人际关系下的各种“套路”，长期生活于此的老人，对外人的信任门槛相对更低，尤其在租客使用频繁买水果、租房、带孩子出去玩等手段套近乎后，放低警戒线并非不可理解。

子欣被带走后，其父亲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还顺便和前来探望的母亲把离婚手续办了，都是出于同样的信任逻辑，它未必是不重视孩子的证据。

那些对其母恶言相向的网友，想必一定没有看到“去杭州办离婚的钱都是借的”这样落魄困难的细节；同样，谴责老人冷血麻木的“热心”围观者，也是对子欣奶奶在听到噩耗后晕倒的情节，进行了选择性的无视。

类似的过度延伸解读，说到底是为了论证家属的不尽职。
可以说，正是受害者的不完美，为道德制高点上的批评者，提供了关于此案如何发生的解释。

那些谴责家属的网友，不懂真正的底层

知乎上有一篇题为《亲人死亡后不哭不悲的人是什么心理？》的问答，正如有答主所言，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情感隔离机制。
悲剧当事人的喜怒哀乐，未必能被轻易看出来，用前述记者手记的话来说，便是“太多的痛苦没有被看见，而更多的痛苦是看不见的”。

没有被看见的不只是痛苦，还有真实的底层物语。
正如在批评者错误地看来，子欣这样的农村家庭同样得按照大城市的方式生存，有着城里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对风险的高度敏感。

其实对绝大多数留守家庭来说，在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大城市很难融入的前提下，将孩子交给长辈隔代寄养，已经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了。

不少留守儿童的家庭，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复杂。
也正因如此，之前没有在镜头下生存的家属，突然成为风暴的中心，难免会无所适从，不知道以怎样的姿态来呈现这场悲剧。

当然，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之所以挤满了看客，那些借题发挥的自媒体功不可没。
不善于表情管理的家属们，正好提供了联想的空间。

“奶奶听说孙女出事，脸上毫无悲戚之色”，于是被当做解剖底层冷酷人性的重要材料；在那篇传播甚广的《杭州失踪女童尸体找到了，整个事件令人不寒而栗》，作者甚至不忿地写道，“现在子欣生死未卜，她父亲竟早早就回了老家，完全不管了。”

猎奇、渲染、过度解读，人血馒头式的写作，迎合了网友迫切希望寻找谜案“责任人”的愿望。
这种一拍即合的共识，造成了失焦，带来了对家属的二次伤害，却又成为最具流量价值的切口。

沿着这个切口，缺少农村留守体验的网友，代入过深，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套嵌底层。
对子欣家属们的指责和谩骂，则构成了一幅可笑的场景：仿佛任何人都要比其家属更加关切子欣的命运。这就是真相吗？
当然不是，只是由于“太多的痛苦没有被看见”，它就成为了事实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