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铁幕下，号召向张一鸣学习的男人撤出了中国

 作者 | 秦海清

编辑 | 张洋

山东矿业工程师的儿子袁征，在硅谷打拼23年，成为全美最佳CEO。他创立的Zoom，在疫情期间成为居家办公不可或缺的软件，其市值一度接近800亿美元，而今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撤出中国。

1994年，比尔盖茨访问日本，准备推销他的Windows系统，顺便做了一场演讲，阐释他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想象。

那一年，盖茨39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首富，他的演讲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关注。

在盖茨的想象里，“信息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远隔万里的好友更容易取得联系，还能帮我们找到新的伙伴。通过网络形成的友谊将自然而然地让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台下一个24岁的山东青年听得如痴如醉，他刚被公司派到日本学习，对盖茨描述的世界充满兴趣，暗自发誓一定要去硅谷看一看。

他就是Zoom的创始人——袁征。

码农的“美国梦”

9次申请美国签证，8次拒签，袁征最终抵达科技圣地硅谷。

袁征出生于山东泰安，父亲是一名矿业工程师。1987年，袁征进入山东矿业学院（后更名为山东科技大学），后到中国矿业大学读硕士，但他志不在矿。

大学期间，袁征主修计算机和数学。硕士毕业后，袁征在一家山东当地的软件公司工作。那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海归在济南高新区建立企业，给日本的IT公司做软件外包。1994年，袁征被派往日本出差四个月，他的命运就此转折。

据袁征讲述，当时比尔盖茨在日本做了一场阐释“信息高速公路”的演讲，“我打开浏览器之后看到了很多东西。但中国当时没有多少人懂得互联网，于是我决定来美国看看。”

从日本回来后，袁征开始着手申请美国签证，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签了，此后两年袁征带着一定要去美国的执念，一次又一次被拒，直到1997年，他第九次申请才成功获签，来到自己理想中的科技圣地硅谷。

“我来到这里见识了第一波互联网浪潮后，就不希望错过，于是我加入WebEx，开始写代码。WebEx很小，我甚至不会说英语。”袁征回忆。

WebEx的老板朱敏也是华人，“老三届”朱敏在恢复高考当年考入浙江农业大学，1982年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一批公派留学生，朱敏1984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毕业后留美闯荡。

袁征还在申请美国签证时，1996年，朱敏及其妻子创办了WebEx，主要业务正是网络会议服务。WebEx虽然不大，但发展很快，2000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年登陆纳斯达克的，还有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新浪、网易和搜狐。

WebEx上市后，袁征因WebEx的产品不能满足客户需求而感到沮丧，好几次想要离职创业，但每次都出于对WebEx的感情而作罢，即便是WebEx在2007年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袁征都没离开。

作为WebEx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员，袁征进入思科后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思科工程副总裁。

华人能在美国大公司做到副总裁级别，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巅峰”。袁征对此倒也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每天早晨越来越感到不幸福，他很想将WebEx改造成一款更适应时代发展、更为客户喜闻乐见的产品。

当时WebEx的应用场景仅限于“共享PPT”，不具备语音或视频会议功能，然而思科不愿投入人力、财力重写产品代码。

“因此，我不得不离开去构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以将幸福带给WebEx客户。”袁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2011年，奖金都不要了，袁征带着40个下属离开思科，创立Zoom。

全美最佳CEO

袁征被美国求职网站Glassdoor评为全美最佳CEO，疫情期间Zoom股价飙升，市值最高达到778亿美元。

爱情早已在袁征潜意识里为Zoom的诞生埋下种子。

上大一时，袁征与女朋友分处异地，见一面需要花费10个小时的车程，“我当时就想有一台智能设备，只要点击一下就能沟通，所以当我创办Zoom的时候，发现我以前就想过这件事情。”

2011年4月，Zoom正式成立，一年零4个月后，第一代产品投入商用。不久，袁征拿下第一个客户——斯坦福继续教育部门。当时恰逢MOOC快速发展，Zoom在教育领域趁势得到大量客户。到2018年，全美排名前200的大学，超过九成是Zoom的客户。

打开了突破口，Zoom越走越顺，成为当时美国视频会议服务行业龙头。袁征真正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是Zoom在2018年被美国职场研究调查公司Comparably评为员工幸福感最高的公司，同年袁征被美国求职网站Glassdoor评为全美最佳CEO。

彭博社指出，“袁征是这个榜单有史以来首个非白人冠军，这是一项具有纪念意义的成就。”

美国时间2019年4月18日，Zoom登陆纳斯达克，首日收盘股价涨超72%，市值近160亿美元，当时袁征身家超过30亿美元。

Zoom受资本市场青睐，很重要的一点是Zoom上市前就已经实现了盈利，相较于多数亏损上市的创业公司来说，这是Zoom的一项稀缺品质。招股书显示，2020财年，Zoom实现营收约3.31亿美元，同比增长118.2%，净利润为758.4万美元，上年同期亏损382.2万元美元。

上市后的第一个财年Zoom业绩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Zoom业绩急速蹿升。袁征称，2019年12月，Zoom每天的用户数量尚且为1000万，2020年3月飙升至3亿，4月才过3周，Zoom用户再涨1亿人。

付费客户数量方面，Zoom2021财年一季报（截至2020年4月30日三个月）显示，Zoom超10名员工的客户数量为26.54万个，同比增长354%，贡献收入超10万美元的客户有769个，同比增长90%。

Zoom的估值在2020年不断攀升，7月10日收盘价达到275.87美元高位，当时市值778亿美元，甩开明星公司Uber一大截，差点追平京东。

那是Zoom自创立以来最辉煌的时刻。

弃中保美

Zoom在美洲的收入达到2.45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75%。

川普对有中国背景的科技公司的严格审查，让袁征还没来得及享受辉煌，就要面临艰难的抉择。

中美二选一，他选择了后者。

8月3日，Zoom团队宣布撤出中国，自8月23日起，不再向中国大陆地区客户直接提供销售或升级服务。

在中国，Zoom的销售模式有三种：直售、在线订阅以及通过合作伙伴销售。主动切断直销和在线订阅两条渠道之后，Zoom只能将自己的技术嵌入到合作伙伴的产品中，间接服务中国用户。

Zoom撤出中国被认为是TikTok事件引发的“蝴蝶效应”，虽然袁征早已加入美国籍，其妻儿也生活在美国，Zoom自诞生之初就完完全全是一家美国公司，但他的华人身份仍旧难以获得美国政客的信任，遭遇跟张一鸣同样的困境。

2019年11月，在纪源资本举办的企业互联网变革大会上，袁征觉得“大家应该向张一鸣学习”，因为中国B2C领域竞争如此激烈，今日头条还做得这么好。

如今，TikTok遭遇川普行政命令，张一鸣也无法给出解决方法，袁征没有榜样能学。

另一边，美国政府加强了对Zoom的不信任感。多伦多大学的CitizenLab研究发现，一位美国用户与一位加拿大用户视频通话时，会议加密和解密的密匙竟然是由北京的Zoom服务器发出的，美国政客对此十分敏感。

2020年4月，美国众议院议长洛佩西在国会上表示，“公众认为我们可以通过Zoom进行国会投票，可Zoom是一家‘中国实体’，我们被告知不要信任其安全性。”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也告知政府和议会，Zoom只能用于公共业务，不应用于机密业务，“不要用它来谈论有损中国利益的事情”，因为“可能容易受到中国监控”。

面对质疑，袁征亲自出面解释，说美国的视频通话中途绕道中国，是因为如果用户附近的服务器太挤，软件就会去尝试连接备份服务器，于是连到了中国的服务器。

为了“安抚民心”，Zoom通过技术手段，让每个付费客户都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特定的数据中心区域。

之后，Zoom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开设两个新的研发中心。

Zoom种种“去中国化”的动作，尽力减少美国政客的猜忌，只为保住美国市场。

美国一直是Zoom的基本盘，2020年2到4月，Zoom在美洲的收入达到2.45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的75%。相比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显得不太重要，同期亚太市场只为Zoom贡献了0.31亿美元，占比为9%。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在美国目前的重压之下，Zoom肯定是首先想办法规避美国以“中国因素”做文章进行刁难，毕竟Zoom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企业，需要考虑运营风险。

知乎上一位自称Zoom中国的员工则指出，不用将Zoom与TikTok联想起来，因为在TikTok事件之前，Zoom就已决定停止向中国大陆用户直接销售产品。

“至于和中国撇清关系，这个我猜测应该是有的，毕竟这是个纯正的美国公司，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压力。我们老板之前开全员大会时候也说过，政治方面的事情不想参与。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想赚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产品。老板为了美国那边的业务，肯定是尽量撇开政治上面各种因素。”上述员工说。

离不开中国

雇佣廉价的中国程序员，赚欧美客户的钱，利用劳动力市场差，是Zoom的盈利秘籍。

Zoom辉煌的背后，跟“华人”的身份不可分割。

Zoom早期投资人中大多有“中国背景”，包括朱敏的妻子、丰元创投的李强以及清谷资本。丰元创投是美国第一家汇集硅谷IT巨头企业华人高管的创投基金，而清谷资本的前身是硅谷第一家大陆华人的硬科技天使基金——清华企业家协会天使基金。

2013年，Zoom的A轮600万美元融资中，有著名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同年9月，Zoom又得到李嘉诚维港资本等投资方650万美元B轮融资，维港资本还在C轮融资追加了投资。

资本之外，Zoom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同步设立分公司。目前，Zoom在合肥、杭州、苏州三地设有分公司，雇佣大量中国研发人员，为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Zoom招股书显示，截至2019年1月底，公司有1702名全职员工，其中1012人在美国，中国的研发中心有员工500名。截至2020年1月底，Zoom在中国员工数量已超过700名。

服务欧美市场，雇佣相对便宜的中国程序员来完成工作，因此Zoom的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一直保持在低位运行，是Zoom能够盈利的重要因素。

根据Hired《2019年度薪酬状况报告》统计，全球技术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为13.5万美金(约95万元人民币)，《2019年中国程序员薪资生存调查报告》显示，程序员的年薪主要集中在10-20万元人民币之间，占比近五成，50万以上占比仅6.7%。

因为中国程序员的薪酬水平比美国低得多，所以Zoom的主要研发团队都集中在中国。服务器“串台”事件发生后，Zoom在美国的两个研发中心，计划招聘500名软件工程师。

中国市场对Zoom来说或许无足轻重，然而一旦把研发员工换成美国籍雇员，Zoom的研发成本会大幅度提升，从而对盈利造成侵蚀。

在上市招股书中，Zoom就已经提示了相关风险，“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主要设在中国，那里的人员成本比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要低。如果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从中国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将面临更高的运营费用，这将对我们的运营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从Zoom于6月初发布的2021财年一季报来看，袁征更加害怕了。

“美国和它的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中国，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和长期的全球贸易的变化，包括报复性贸易限制，限制我们在中国运营的能力。为适应任何此类变化而对我们的业务战略或运营做出的任何改变，都将是耗时且昂贵的。”

张一鸣已是焦头烂额，袁征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结语

全球化近100年，政治、经济与商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游走在各个国家的跨国企业，需要小心处理商业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尽量利用规则去争取公司利益最大化。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到，最好的企业是最好的合作者，并将其列为企业的七大制胜法则之一。

Zoom无疑是华人在美国创造的商业奇迹，也是符合“最好的合作者”的定义，但是“新铁幕”时代下，商人不得不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张一鸣选择出售TikTok，袁征选择退出中国，都是最好又最坏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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